「青澀」、「初心」、「清新」大概是本劇的關鍵字。《五月的梅子》承載著一眾創作人重返樸素的夢，編劇抓住May準備離校到初進社會的一段心路歷程，讓觀眾透過May的嘴巴、一籮籮發問，自省一番。訊息是如此鮮明，故事也必然是本劇的骨幹。
劇中的角色是數個典型：深韻世態的Daisy奉行「適者生存」的座右銘；一貫擇善固執的陳Sir受May的純粹影響後，更進一步把持住那死牢牢的倔強；已婚的攝影師Saint又是個恰如其分、不偏不倚的人生教練，不同樣式的角色都逕自地為May塑型。典型過於刻板明顯，孰好孰壞？筆者即時想到中世紀英國道德劇《Everyman》，敘述一個沒有形象的「任何人」，在死神指定的旅程上與「美麗」、「力量」、「智慧」、「善良」等典型角色結伴而行，從而反思道德問題。兩齣劇的主角也是沒有鮮明形象供觀眾代入，而典型角色的刻板似乎是必要的：假如影響著主角的其他形象並不鮮明，那麼主角需要面對的兩難困局，其必然性、需要抉擇的急切性便不成立了。
筆者問：創作人的任務到底是甚麼？為甚麼May是大學畢業生，而非中學？又為甚麼，May是讀文學，而不是其他學科？這似乎都能看出編劇的一廂情願：只有大學初出茅廬的「新鮮人」才真正享受過自由，也真正在抉擇面前感受到焦慮與恐懼；而May文學的根底，及她基本的哲學養分，在當今社會上都被標籤為「離地」的學問，編劇每一種設定都迫使May與社會形成強烈衝突，May是包括編劇在內一眾創作人的烏托邦，是真正不具備社會性的透明人。
因此，於觀眾眼中，May的思維根本不符合她的實際年齡，像個無知得離譜的小孩。亦有意見指她不反映現實，她既沒有屬於自己的抱負，直到劇終也不清楚去向；May沒有成長過，故事也就好像沒有推展過。假如May曾有過一個甚麼想法，那必然是觀眾一廂情願的錯覺。於學術，她簡單地把升學機會讓給同窗；於第一份工作，受她母親所指使；於文學上的執著呢？筆者認為她並不那麼執著，迅速地適應了上司Daisy的要求，迅速地改動她的初稿，也迅速地換上新裝。正因為她沒有屬於自己的想法，朋友要她讓，便讓了；上司要她改，便改了；攝影師要離開，她也便離開了。May本是一張白紙，到最後仍維持白紙模稜兩可的本質，很好。周遭人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都強加在May身上；「理想」其實可以是包袱，離開公司一定需要方向嗎？選擇不成長，又到底算不算作成長？筆者以為，編劇不可能是May，只可能是Daisy或陳Sir，是一些在社會上已熟爛的群體，因為嚮往從前「新鮮人」的那份無知才創造了May，作品看似是在為一眾新生學子分擔迷茫，其實是一套社會人的懷舊主義。因此，沒有人能定義May，May是「Nobody」，也是「Everyman」，Daisy或 陳sir的前身都有可能是May，正如編劇所說：「給你一個權利，你想May去哪裡，May就隨你所願去那裡吧。」
長期偏暗的黑盒劇場，及貫穿整套劇的，迷幻式配樂，讓人想像到滿天星空，或是合上眼後的幻想宇宙，營造的都是一種鬆弛、易於沉思的氣氛。整齣劇是讓觀眾反思之旅，已長大的觀眾是選擇了現實，抑或選擇了浪漫，不要緊，在May身上皆是可能。正如第一場在宿舍裡，May穿上青藍色的T-shirt，T-shirt印著「ETERNITY」的純白粗體字樣，「永恆」的意義早已揭示May並不屬於現實，同時呼應詩人Emily Dickinson經常探討 – 永生的命題。May代表著一種普世價值，或者說一種普世的理想 (Universal Dream)，任何時空、背景的觀眾，包括創作人、演員自己，都渴望成為May，都可以代入May的經歷並作出選擇，卻都不能為May代言。有評論曾經提過，映後座談會的總監透露，《五月的梅子》是云云劇本的「滄海遺珠」，少了一份「灰暗」與「沉鬱」，多了一份「青澀」與「清新」。筆者相信，作品的時代意義正正在於此，尤其在香港的都市中，思想二元對立，一是向現實認命，埋首平庸，枯燥地工作的人；二是過份煽情，濫用「懷才不遇」、「自我喪失」的調子宣洩情緒的人。這個都市失去了真正純粹的人，我們不是被迫認清現實，追求安穩；便是被迫控訴現實，追尋理想，不被容許消化、喘息的空間，也沒有真正反思過自己的想法。
筆者選擇給《五月的梅子》一塊「免死金牌」，它是「新戲匠」中的「新鮮人」，並不需要與太多「美學或藝術性」掛勾。劇本的命題與演繹的風格特色是互相呼應的：樸素、直白；筆者也容許它沒有很波幅的故事性，May需要成長與發展，只是已成熟的觀眾一廂情願的結果，May沒有成長，才是真正符合「青澀」與「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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