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來到中國的缺失
文︰陳鈞至 | 上載日期︰2009年8月17日 | 文章類別︰藝術寫作計劃學員評論

 

節目︰上帝來到中國 »
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新視野藝術節)
演出單位︰進念•二十面體 »
地點︰香港大會堂戲院
日期︰31/10-2/11/2008
城市︰香港 »
藝術節︰新視野藝術節 »
藝術類別︰戲劇 »

正想為《上帝來到中國》落筆之際,看到新聞報導,日本的空軍幕僚長田母神俊雄,於一個名為「真近現代史」的徵文比賽中,發表了一篇否認日本於二次大戰中侵略其他國家的文章。亦因為這篇文章,田母神俊雄被撤職。

 

歷史,特別是近代史,在東亞國家之中好像是一種禁忌、一個盲點;沒有人看得清,也沒有人想去看清楚。是因為政治環境麼?因為中國是專制國家,所以國共內戰、文革、六四的論述都受到控制。但日本是民主國家吧!可是,在歷史的論述方面,卻長期為極右保守派主導。似乎在東亞國家中的人們,都深深明白,談近代史沒有甚麼好處。

 

歷史,好像是一種可以任意扭曲的東西。又或者,若果它是一個巨型的雕塑,我們才可以選擇不同的位置和角度,去欣賞它、理解它。

 

「進念」的歷史劇場,不是第一次,相信亦不是最後一次。《上帝來到中國》,選取的材料是傳教士在中國的事跡。開場時的上課鐘聲,已揭示了這個作品的說教本質。飾演Indiana Yeung的楊永德滔滔不絕,向同學們(觀眾)為這一課作引介。這一段戲,就好像一篇論文的序言。楊教授說,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又和學生搞搞互動。正當觀眾以為自己就是學生的時候,才猛然發覺,老師原來不是向我們講課。真正的學生,是坐在觀眾席上的兩名演員。於是觀眾由聽課,變成看人聽課。這個設定是有趣的,因為觀眾的視點(perspective)因而轉變了。

 

同樣是敘述歷史,《上帝來到中國》採用了很多不同的敘述方法:有講述,當中可以再分兩個層次,即以敘述者的身份講述(如楊教授、Voice Over、肥妹),及以人物的身份講述(如王韜、李善蘭);有演繹,直接以角色的身份演繹(如王韜、李善蘭)、以敘述者的身份再演繹(如Indiana Yeung 演廣播劇);最後的方法是呈現,例子有戲劇及動畫等。這動畫是有趣的,因為動畫的內容和之後的敘述自相矛盾。在演員、Voice Over 的敘述中,我們聽到柏駕的事跡,頗有為柏駕平反的意思。可是在動畫中,我們看到的柏駕,是一個令魔鬼也心寒的狂魔。他醫人治病的方法,就像歐洲中世紀的庸醫一樣駭人聽聞。這齣動畫的風格仿傚《衰仔樂園》(South Park)。眾所周知,《衰仔樂園》是充滿暴力色彩的動畫。到底製作團隊是純粹為了仿傚動畫的風格而把柏駕描繪成殺人狂魔,抑或是另有所指,則不得而知。

除了敘述手法外,《上帝來到中國》亦運用了不少表演技巧。有扮演、有一人分飾多角連聲效的廣播劇(聲音的演出)、有戲曲程式的一兩凳、走位做手以至服裝、有動畫、有唱歌跳舞、有朗誦。從這些角度看來,再加上有趣的片頭動畫,《上帝來到中國》的確是一個多采多姿的演出。

 

可是,《上帝來到中國》不能令我滿足。

 

由於編導運用了不同的敘述及表現手法,我們可能認為,作品的段落與段落之間、人物與人物之間的觀點是截然不同的,因為敘述的主體在不停轉變。我們甚至可以說,在教室講課的楊教授與演廣播劇的Indiana Yeung也代表著兩種不同觀點。但明顯地,編導旨不在此。

 

觀眾視點(perspective)的轉變,除了台下學生的段落外,基本上變化不大。但不同的敘述及表現手法,亦會影響觀眾接收到的信息。可是,Voice Over 的運用,卻使這些不同手法的可能性被殺掉。因為那些Voice Over 的敘述,和《上帝來到中國》的格式,與中小學的教育電視非常相似。到底編導是否有意模仿?無論如何,我認為運用教育電視的手法是《上帝來到中國》的一個大錯誤。雖然編導有意諷刺香港的歷史教育,以致楊教授稱讚學生的「教科書讀得很好」;但運用教育電視的手法,到底是認同它的成效,抑或是一種反諷?若果是認同教育電視的成效,所以挪用於劇場,那是否自相矛盾:一方面批評現有制度的單向性,而另一方面,自己又同樣的單向把史料灌輸給觀眾。若果整個演出其實是一個反諷,那我們應否相信當中的史料以致觀點呢?整個演出是否仍成立呢?

 

構成《上帝來到中國》單向灌輸的更致命原因,是編導隱藏了自身的主觀性。這一點從Voice Over 的運用清晰可見。那一把全能全知的聲音代表了編導的位置,將演出的其他元素壓制。實際上,由此編導早有「教授」觀眾的傾向,我相信即使除去Voice Over,我們依然可以看到編導對角色及演員的操弄。角色和演員就好像舞台前方的Indiana Yeung玩偶一樣,給編導作耍樂之用。

 

《上帝來到中國》中被建立的客觀性和劇場的主觀性是矛盾的,編導肯定是主觀地對客觀素材有所整理。當然我們可以說沒有所謂的絕對主觀與絕對客觀。無論從「導演的話」中,抑或劇終時司徒雷登期望的「中肯的評價」,我們不難發現《上帝來到中國》的創作目的之一,是引起社會對這段歷史的討論。到底編導期待的是怎樣的討論呢?是就劇中提出的史料進行討論嗎?那麼觀眾到底吸收了幾多呢?他們又可以甚麼形式繼續討論呢?若果以Voice Over 等手段去敘述歷史是為了方便觀眾理解,那觀眾有必要在短短數小時中完全理解該段歷史嗎?抑或編導應「拋磚引玉」,提出具爭議性的話題,再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呢?那麼他們還需要「客觀地」講述呈現那些史料嗎?劇場這媒介適合討論歷史嗎?「進念」這一次用劇場說歷史用對了嗎?

 

教育與劇場藝術當然不是二元對立的。同樣在「進念」待過的林奕華,作品一樣充滿說教意味。當中《包法利夫人們》的演出,更和《上帝來到中國》一樣,把舞台變為教室。同樣是上課,林奕華的課要精彩多了。而《上帝來到中國》,則好像歷史課的口頭報告,不過選了非一般的形式罷了。不過,這一組同學眼高手低,既未能好好呈現史料及自己的觀點,口頭報告本身亦未見精彩,所謂「高不成,低不就」。

 

某程度上,《上帝來到中國》的命題也錯了。劇中司徒雷登認為,他撤離中國是「上帝」在中國事業的敗 退,亦是中國對西方知識的排斥。可是,即使在共 產黨統治下,中國一樣有三自教會及地下教會。那些 教會難道不是「上帝」在中國的事業嗎?單以傳教的 角度,這些教會可能比歷史中的傳教士們更有效率。 「上帝」還在中國,不過傳教士不再是外國人罷了。 編導為甚麼不說下去?因為傳教的膚色不同了,上帝 也不再是同一位上帝了嗎?香港教會的工作又是否 「上帝」在中國的事業呢?

 

傳教士與西學東漸的關係,亦為編導強調。不過那些 觀點只是老調重彈,未見新鮮,反而模糊了戲劇的焦 點,讓觀眾更摸不著頭顱。《上帝來到中國》的「上 帝」指的其實是傳教士,談的只是傳教士對中國的貢 獻;但作品卻明顯嘩眾取寵。

 

認識歷史是好的,我相當感謝製作團隊為我帶來的史 料。我亦明白,今時今日中國在世界舞台的地位漸 高,故此去認識歷史、認識國際友好對中國發展的 貢獻,讓自己謙虛一點,也是重要。可是,知道這些 國際友好仙逝中國而為國人立石歌頌,又或者知道這 些友好在返國後仍對中國念茲在茲,何嘗不是一種 「feel good」?編導想改變社會的想法,單靠這個劇 目,明顯「尚未成功,仍需努力」。抑或搞這個戲, 營造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氛圍,又是編導的另 一種「feel good」?

 

那一張百元人民幣,編導說是質問中國近代的發展 ──由當初為意識形態而去排斥西方文化,到今天已 轉化為拜金主義。這是否也是「進念」的寫照?當你 看到《西遊荒山淚》的觀眾席,你不必那麼悲觀。對 我來說,劇團要賺錢也是天經地義的。只不過,《上 帝來到中國》不值這麼多而已。

 

我想,要去討論歷史,也有所謂迫切性的問題。曾經 聽過一位長輩分享他構思的一個故事,內容關於二次 大戰受害的中國人向日本索償。當受害人身故,索償 可能不能繼續進行。這個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現 在成了一個社會政治甚至是外交的問題。若果要透 過戲劇去呈現這個問題,就可能不止是歷史劇了。 可是到底多久前發生的事情才是歷史呢?文革已成歷 史,那麼六四是不是歷史呢?當歷史事件的影響時至 今日仍然陰魂不散,那麼我們應該畫地自限,只談歷 史嗎?

 

田母神俊雄之所以為日本的侵略「平反」,是因為他 看到「平反」的迫切性。不管他的觀點是對是錯,至 少他有討論的勇氣。當然,也有右翼份子撐腰。

 

「進念」的歷史劇場若果還想繼續搞下去,亦應該拿 出勇氣來。別忘了,香港的空氣仍然是自由的。

 

 

「大專學生劇評寫作導領計劃」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新視野藝術節2008)主辦,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策劃及統籌。


(原載於2008年12月21日《文匯報》)

 

 

本文章並不代表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之立場;歡迎所評的劇團或劇作者回應,回應文章將置放於評論文章後。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

 

 

 

新進藝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