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科技的躍進，交通運輸更形便利，訊息傳播亦見快捷，在此等優厚的條件下，建基於西方資本主義的跨國企業，得以所向披靡之姿迅速擴展其壟斷式的商貿王國，統一的全球大市場正式誕生。這道全球化的洪流，不但強烈沖擊著不同地區、國家的經濟系統，其所營造的單一生活及消費模式，更逐漸蠶食民族的傳統文化。一直以來，劇場乃社會的一面鏡子，除了是反映現實，為觀眾提供審思機會以外，亦可彰顯該地域的文化特色。是故，當表演者藉著劇場去宣洩他們對全球化觀感的同時，劇場本身的表演形式亦會受到這股趨勢影響而有所改變。從中英劇團的近作《咖哩盆菜釀薯條》便可見一斑。
《咖》劇是典型的個體商戶在全球化中掙扎求存的故事。新界原居民鄧先生，得到祖先報夢提示，在圍村開辦尼泊爾餐廳。員工來自五湖四海，有尼泊爾藉的大廚和侍應、菲律賓兄弟班樂隊、以及剛從英學成歸來的兒子。然而，當集團經營的連鎖式快餐店相繼在村中湧現，加上外圍不景大氣候，餐廳的生意便一落千丈。為保持競爭力，小店老闆不惜法寶盡出 ─ 或減價促銷，或下調工資，或弄新菜餚、搞新意思(擺買工藝品)，可最終仍逃不掉關門大吉之命運。無奈的結局，承載著的是獨立商營族群，甚至是地區的經濟生產者對全球化所作的控訴與吶喊。
誰說全球化不是西方霸權主義的一次借屍還魂？然而，這種經濟侵略，卻又比軍事侵略所構成的影響來得更深、更遠。表面上，全球化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亦促進民族國家之間的人物交流。但事實上，幸福的果實只屬於少數的管理要員，基層勞工依舊被牽制抑壓，苦受剝削。劇中的南亞裔工人便是範例。他們缺乏議價能力，亦沒有選擇雇主及工作性質的自由。巴藉青年屢次前來求職，均遭餐廳老闆拒絕；尼藉侍應在餐廳關門後，只能跟隨同鄉當上建築工人。他們不是沒有夢想的，但機會卻如鳳麟，許多尼藉工人均想讀書上進，可是全港只得兩間尼泊爾學校。義工阿文極力為這班工人爭取權益，甚至企圖把餐廳變成工人會所，當中的嬉笑怒罵滿滲血淚。南亞裔工人的飄泊，便如同舞台上投影的浮游氣泡(細胞？)，或不停於水濱奔跑的片通，四處遷徙以覓食，各地謀求發展途。
一間小餐廳，儼如是個聯合國，進出人物分屬不同的文化背景 ─ 中、印、尼、菲、巴、英，他們一方面極力維護自身的文化，同時又能尊重彼此的傳統。就好像尼泊爾大廚的父親過身，按照習俗，他的身體不能被觸碰，於是乎餐廳各人均「舉手」為營；此外，他堅持要關在房裡十三天為父守喪，老闆縱使萬分不願，到後來亦尊重他而讓步了。劇中帶出「Live and help live」的理念，實在是維持國家民族之間生態平衡的要領。在「夜話」一節，大廚在台右默禱念誦，與亡父交通；鄧先生則在台左跟兒子議論傳宗接代的大事，配合前方紗幕所呈現的水龍頭滴水影像，那份飲水思源、捍衛傳統之意已為昭顯。可是，一陣無線電話鈴聲打破了原先的靜穆，這種刺耳的感覺，隱喻著應全球化而來的西方文化入侵，正恣意把民族文化磨蝕殆盡。
在話劇的領域裡，語言自然是重要的建構元素。作為對外開放的門戶，香港在吸收、融會西方文明精髓之餘，還兼容了其他亞洲國家的傳統思想，這種文化多元性正好為多語言劇場提供充分的養料。中英劇團曾聲稱今次的演出，乃回歸劇團昔日雙語並用之傳統，可是在觀看《咖》劇時，未見雙語齊驅，反倒是英語佔了主導。劇中除了鄧老闆、阿文(義工)和阿新(黑社會)是操廣東話外，其他南亞裔及英藉的演員，均以英語作對白。縱使兩組演員不斷互調語言，進行腔調遊戲，惟營造出的喜劇效果是公式化的。以輕鬆的手法引出嚴肅的全球化問題，本可讓觀眾易於掌握故事的內容，然而，在較統一的語言(英語)環境裡，民族之間的衝突被磨平了，戲劇的震撼力亦被削弱。尤其在阿新這個黑社會因不懂英語而盡失地盤那一節，英語的尊崇地位再次獲得肯定。放棄探用更冒進的形式，把南亞的方言直接介入演出中，令《咖》劇變成真正的「盆菜」，是否意味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強勢的西方文化已得以在本地劇場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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