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為人很低調」——訪黎民偉 開麥拉創作顧問黎錫
文︰羅靜雯 | 上載日期︰2003年10月25日 | 文章類別︰導賞文章

 

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演出單位︰中英劇團 »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日期︰31/10 - 2/11/2003
城市︰香港 »
藝術類別︰戲劇 »

黎錫叔1 在他編訂的《黎民偉日記》中甫開場即寫道:「先父黎民偉留給我的印象是愛國、勤奮、儉樸、老實,是一位慈父。先父為人很低調......」。

 

若非於1953年的黎民偉追悼會上,那幅「國片之父」的橫額引發黎氏六子黎錫對亡父歷史的追尋,並於1981年整理其父的遺物時,發現大量珍貴圖片資料,以及當中的一本日記,記載了自1909至50年間黎氏生平的重要事蹟,也許今天,我們對於這位作風低調的「國片之父」的認識依然是鳳毛麟角。

 

低調,並未有隱沒我們這位「香港電影之父」畢生對電影工業的貢獻。

 

忠於自己,回應時代,以時代的軌跡完成了自己的個人性格。黎民偉是失敗了就站起來、再失敗又再站起來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而「時代」,一方面造就了他的「電影救國」的夢,另方面亦給他的這個理想設置關卡。我問黎錫叔,若今天的年青人看了「中英劇團」的《香港電影第一Take──黎民偉‧開麥拉﹗》,認識到其父親的一生傳奇,他最希望這班青年觀眾帶著甚麼思緒離開劇場,黎錫叔默然,思考了一回,差不多答非所問的回應:「我們的先輩,曾經走過的道路,是何等艱苦?今天的青年人,太幸福了!」

 

生於中國一個動蕩不安的年代,經歷了大時代的急劇演變,從滿清、民國、抗戰、內戰、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一位出身平凡的香港青年,最終,成為了新時代的兒子。年少時的黎民偉極富冒險家的精神,對當時的一門新科技、一項嶄新的藝術媒體──電影,產生一種彷若與生俱來的興趣與沉迷,花兩年時間從午膳費省下來的十二元,購得他的第一部攝影機,在中上環一帶取景,踏上了他畢生獻身電影事業的道路。儘管最後家財散盡,兩袖清風。

 

黎民偉的電影知識,編、導、演、攝、以至製片,完全依賴不斷嘗試和實踐,自學而成。他用攝影師的眼睛去見證時代,十六歲參加了同盟會,雖曾追隨孫中山先生加入國民黨,但自覺地警惕到「切忌登政治舞台及走軍界」,了解到權慾薰心,故特別律己。黎錫叔更指其父「愛國而不參與黨爭,不參與政治」。儘管避開了政治舞台,黎民偉仍要冒著炮火,跟隨孫中山先生北伐,攝下珍貴的歷史鏡頭,《勳業千秋》記錄了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戰況;戰地新聞片《淞滬抗戰紀實》則記錄了日寇侵華的災情,成為中國電影史拍攝紀錄片的先鋒。

 

作為香港電影事業和中國電影改革的先驅人物,黎民偉跟兄長黎北海創辦香港首間電影廠「民新」,並建立了香港第一間華資戲院新世界戲院。由於在港拍攝影片受阻,加上時勢使然,省港大罷工影響市道,「民新」因虧損而失敗。但黎民偉洞察到上海才是中國電影發展的中心,於是北上,把製作基地移遷上海,聯同李應生合辦「上海民新」,只是基於製作內容涉及反帝國主義,處處受制,影片無法在租界放映,「上海民新」最終亦以失敗告吹,而黎民偉房產也抵押了!之後,羅明佑向他提出合作,二人聯手創辦「上海聯華」,繼續倡議「復興國片」,並以「電影救國」為己任。身為電影廠始創人之一,黎民偉兼任廠長,積極拍攝高水準的國語片,由於製作認真,全盛時期曾有七個製片廠,積極發掘和培訓電影人材,拍攝了《故都春夢》、《三個摩登女性》、《神女》、《小玩意》、《大路》、《新女性》、《天倫》、《漁光曲》、《城市之夜》等無數經典作品,回應了那個躁動的年代的人文生活,創造了中國電影的首個黃金時代並為中國電影史寫下輝煌的一頁。若然黎民偉在兩次失敗後就放棄,這一頁又將會是怎樣寫?可惜,之後日本侵華,上海淪陷,「上海聯華」經營已到日暮途窮,黎民偉亦只能向「時代」俯首。

 

今年,是黎民偉先生(1893-1953)誕生一百一十周年,坊間舉辦了各項有關黎氏的紀念活動,包括展覽、講座、放映、出版和舞台劇。連黎錫叔亦指「沒想到父親的足跡在今天仍然引起社會上的重視」,縱使黎民偉本人是如何低調。

 

「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一百一十周年誕辰,電影資料館辦展覽、放電影、出版日記、舉行多場講座、帶市民實地考察、「中英劇團」甚至度身定造劇目──在筆者的記憶中香港從沒為一個人物舉行如斯隆重而多元化的紀念活動,國父孫中山恐怕也未曾在城中受此禮待!是因為香港電影的「身份」未明,認出了父親,即時便有歷史、有傳統?

 

余慕雲:黎是香港電影創始人

 

本港資深電影歷史研究者余慕雲揚言:「我是第一個叫黎民偉做『香港電影之父』的人,在我之前,沒人知道。」余自六十年代開始研究香江電影史,在其充滿「第一」的著作《香港電影史話》中,稱黎民偉創辦了香港第一間電影公司「華美影片」、出產了香港第一部故事片《莊子試妻》、創辦了香港第一間電影演員養成所「民新演員養成所」、第一間由港人投資興辦的新型電影院「新世界」。

 

余慕雲指出,縱使香港第一個電影導演是梁少坡、第一部故事片是《偷燒鴨》,但那是上海亞細亞影戲公司的出品,黎民偉「華美影片」出品的《莊子試妻》才是香港第一;而縱使黎民偉的兄長黎北海繼續留港從事電影業,沒跟胞弟去上海,可是最初發展的資金是黎民偉賣米後支付的,功勞依然最大。《香港電影史話》因此稱黎民偉是「香港電影事業的創始人」。注意,這書主要羅列史料,「電影之父」的尊稱尚未出現。

 

羅卡:黎是香港電影之父

 

「香港電影尋父記」中或許最關鍵的一幕,由黎民偉六子黎錫出場而揭開。1981年黎錫開始整理父親的遺物,編了兩本文集和圖片集,本意是供黎家後人閱讀。1993年黎民偉誕辰百周年,黎家在酒店開了一個紀念會,出席者當中包括另一位香港電影學者羅卡。

 

「我在八十年代也聽聞過黎民偉,但這場合認識了黎錫、看了他為父親編的書,才真正認識這位『香港電影之父』。」羅卡憶道:「我當時有份籌備香港電影節,隨即在1995年舉辦早期中國及香港電影回顧,積極推廣。」1996年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主辦「紀念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展覽,策劃顧問除羅卡外,還包括古兆申。羅卡1999年更與黎錫合編《黎民偉:人、時代、電影》。

 

羅卡眼中的黎民偉,令香港電影「從無到有」:少年時拍攝實驗電影、青年時搞獨立製作、新聞攝影、壯年時主持上海最有規模的民新、聯華公司、抗戰烽火中冒死進行戰地攝影,又是今日所謂「民眾劇場」的活躍份子。

 

羅卡強調黎民偉的貢獻不止是開創,其電影製作亦是劃時代的,例如在杭州實景拍攝的《西廂記》,重新演繹男女關係,既有象徵意義、亦有浪漫的觀念;《木蘭從軍》更是在全國五省拍攝外景,動用了過千軍人協拍,這些大製作在當時實在需要非凡的功力。

 

叫羅卡誠心推許的,還有黎民偉擇善固執的「精神」。

 

「黎民偉一生人都在從事電影業,並且最後選擇留在香港,五十年代初既沒跟國民黨往台灣,也沒接受北京電影洗印廠的聘請擔任廠長。」羅卡突然有點感觸:「兩岸分隔,他兩邊都沒去,他跟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在去與留的問題上有明顯的內心矛盾,對子女的去留,卻又容讓他們自己作決定。我看過他的日記,他也勸子女別從政、別投機......還是很有尊嚴,沒有自怨自艾。我主觀上,是願望國內或台灣研究中國電影史的學者,可以重新認識黎民偉。」

 

盧偉力:黎是時代的兒子

 

在西方,巴哈能被稱為「音樂之父」,原因之一是他創立對位法,開創全新的音樂風格;不過,在中國文化傳統下,能稱為「父親」者,「風」度、人「格」似乎更必要。

 

「中英劇團」作品《香港電影第一Take──黎民偉.開麥拉!》的導演及編劇盧偉力在短短一小時訪問中,就多次提出:「黎民偉是時代的兒子!在革命期間以電影作為工具,見證時代的風韻。」

 

黎民偉十六歲參加同盟會,並走上戰場,以笨重的攝影機記錄北伐;其後日本侵華,亦立即放下廠長職務,親自帶隊拍攝抗敵情景,拍出《國民黨革命軍海陸空大戰》、《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心先生北上》、《黃花崗》等新聞紀錄片。

 

盧偉力亦是浸會大學電影及電視系助理教授,他激情洋溢地說:「之前電影只是娛樂的一種,但黎民偉投身革命,所有孫中山先生的電影畫像都是他拍的,拍攝本身便是革命的行為,電影亦給提升到更高的理念層面──而這麼重要的人,竟然是香港人!」

 

他翻開黎民偉的舊照片,說:「你看這一群年青的同志,神情多麼專注,為了革命此志不渝;你看這些聯華影片的合照,黎民偉明明是廠長,卻站在一角,對當時的工作人員來說,他不是老闆,他有父親的形象;你看他在1953年的追悼會上,掛著「國片之父」的橫額,地位可不止是香港電影之父!」

 

盧偉力直言這次既編且導的《香港電影第一Take──黎民偉.開麥拉!》,是一次「文化再現」,希望可以「發掘一個典型」:「辛亥革命不僅僅是孫中山先生,也有黎民偉的參與,革命女性歷來像是只限秋瑾一人,但其實還有黎的妻子嚴珊珊。」「這是一個啟示:身處邊緣地理的人也可以作開拓的事、對國家有影響力!」

 

黎民偉:我是電影的忠僕

 

有關誰是真正的創始人,居於廣州的香港電影史研究者周承人說:「香港電影工業的機緣,可說是黎民偉開創的,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份,香港的電影歷史也是中國影史的一部份。內地不錯是漸多學者研究黎民偉,只因過去左傾思想影響,如今才能重新評價聯華影片的價值,但我相信聯華另一主持人羅明佑較為重要。其實說對香港電影的影響,一直留港發展的黎北海,功勞更大!我想兩地的視點並不一樣。」

 

黎民偉曾經寫過三張賀年片,文情動人,你會知道就是「眾聲喧嘩」,他永遠是香港電影界的典範:

 

「電影是我的生命──十九年心血灌溉,纔獲得一線光明;

 

但容我繼續努力,也許有燦爛前程。」(中華民國廿二年元旦)

 

「一年過去,馬齒徒增;我發覺自己太渺小,難負起電影文化動的使命;

 

但,我自己承認是電影的忠僕,不惜為它作任何犧牲。」 (中華民國廿三年元旦)

 

「電影是文化教育偉大的武器,我們要好把握住這個武器。

 

願從新年起,望大家注意電影文化事業;

 

願從新年起,中國電影發揮最大的威力。」(中華民國廿四年元旦)

 

摘自《黎民偉日記》

 

後記:

 

對於「創始人」,香港設計及文化研究所負責人趙廣超有個有趣的比喻:就像水的物理現象,總要累積到一定的水位、一定的群眾數目,才可以激起一滴水珠,成為眾人的偶像,水位一旦下降,會消失的水滴不過是潮流現象,但過後仍站立得住的,就是真正的大師。

 

註:

 

1 認識黎錫叔早於1980年中,當時我兼職為香港電台電視部篇寫單元劇集,合作最多的導演為盧愛玉女士及攝影師黎錫先生。打從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我們三人合作無間,尊稱黎錫先生為黎錫叔,亦始於其時。他對創作的熱誠投入及對攝影的專業知識,都教我這位後輩敬服不已。


(原載於2003年10月《傳統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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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話戲」藝術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