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八至九月，我們一行十二位藝術工作者獲邀出席位於德國西面魯爾區的魯爾三年展（Ruhrtriennale Festival of the Arts），在這個原為德國重工業的西邊地域，參與其中的跨國工作坊及觀摩演出，可說是一場文化撞擊之旅。是的，說是撞擊真的不誇張，因為香港人要到德國內陸交流，便先要被連德國人也咒罵的超爛鐵路系統（DB）洗禮，不論是去程回程，或是中間幾天我們有空檔去其他城市參觀，十二人各自經歷了系統壞機、延遲、無故取消、錯過火車，在月台之間怒奔的惶恐時光。這樣的經駭確實讓我們不再對德國人有什麼刻板印象的幻想，而一心只想盡快渡過不只一次的人為災難，好好參與藝術節活動。
當然，藝術節給予我們的文化衝擊很震撼，足夠掩蓋因交通而生的憤怒，繼而投入這次難得的藝術體驗。先說一下，比較其他以買入知名節目為重的歐洲藝術節（如柏林戲劇節），魯爾三年展是德語地區以創作為核心的跨界國際藝術節之一， 2024至26年則由比利時著名戲劇導演伊沃．凡．霍夫（Ivo van Hove）擔任藝術總監。其次，藝術節經營超過十年的跨國交流工作坊，集合不同國家院校及獨立創作人，密集地討論藝術議題，並觀摩當中演出。是年更首次邀請香港團隊參與，本地資深編劇及戲劇構作潘詩韻獲邀出席及主理其中環節的工作坊，同時帶領十位香港年輕藝術創作人，一起參與其中兩周的工作坊並觀摩演出。
兩周演出陣容何其鼎盛，我們首周先看波蘭著名導演Krzysztof Warlikowski的《Europa》，Anne Teresa De Keersmaeker《BREL》，第二周行為藝術大師Marina Abramović《Balkan Erotic Epic》及將於台灣演出的國際具影響力的編舞家Christos Papadopoulos的《Landless & OPUS》。同時，我們更有幸特別地與藝術節總監Ivo Van Hove及其他演出的創作團隊對談。其內容豐富得令我們團隊感到既奢侈又珍貴。
團隊觀看了不少演出
（由筆者提供）
而除卻觀賞了頂尖的演出，更令我有深刻體驗的，莫過於兩個周末密集而豐富的交流工作坊，兩周與一百多位來自不同國家的院校的學生及獨立製作人一起上課及傾談。包括潘詩韻在內，各國院校老師帶領學生，因應不同的藝術切入題目，經歷了大量的文化衝擊及藝術思維上的交流，而我們十一人則分別置於不同組別來參與討論。
例如首周我們主要與來自德國、烏克爾及波蘭等學生上工作坊。不論是討論藝術內容、觀賞作品，烏波團隊因著正經歷生死存亡的戰爭危機，以當下戰爭時期的視野，成熟而深刻地分享身邊人離別，以珍惜生命的態度來思審視文化與藝術的意義。
例如，面對波蘭導演在《Europa》中以希臘神話悲劇，來審視人類如何從上一代繼承戰爭及屠殺的共有創傷，而像詛咒一樣影響下一代時，兩國大多的工作坊參與者均感到不適，他們認為演出仍停留在上世紀後戰爭時期的慘痛，而非直面當下戰爭。「我們已在戰火之中，我何必仍要思考上一代對戰後的懊悔呢？」其中一位同學如是說。雖然亞洲觀眾會覺得同學可能過度政治化了演出，但在場觀看的我還是與他們深具同感，或者這樣說，如演出在香港或台灣上演，我想我們仍會以戰後創傷及藝術角度來評價，欣賞當中的美。我會認為這是無可口非，但「離地」，原因限於不一樣的經驗及視野，少有將藝術看待為有責任地回應當下時代的文明產物，而是一個在室內品味的藝術成品。我並非說誰對誰錯，但工作坊的討論令我再深入地去思考，藝術之於不同背景下的觀眾面前，其質地也會有重大改變。而藝術，特別是這種要花費龐大國家資源的演出，其責任是否只為粉飾太平，做個美麗而讓觀眾逃離生活壓力的甜品？演出能夠激發人思考的哲學性意義，應當如何看待？這就是我們在工作坊中也會觸及討論的議題。這種歐洲長久以來培養出來對藝術永遠持開放態度的胸襟，以及政治的敏感度，都很值得我們去學習。
第二周，我們則與挪威、捷克、奧地利、德國等團隊一起上工作坊及觀看演出。有趣的是，這個組合很有一種歐洲白人核心的視覺，而帶出完全不一樣的批判性思考。特別在工作坊上，我在中期得知在某些組別中，部分參與者批評工作坊及觀看展覽的內容失效，繼而批判其中的制度及構成，甚至有時會拒絕討論或參與導師設計的工作等，以致最後一天分享成果時，也見到學員的分歧與不投入，令效果不如理想。
然而，這樣看似失效的討論及失敗的工作坊，正是我欣賞歐洲藝術創作最可貴的地方。誠如藝術總監Ivo van Hove與我們分享時說︰「我們在檢討時，總會發現不足……我們當然會盡力去做，但也需要容讓有錯，接受失敗。」這種擁抱失敗的態度，我認為也是香港與歐洲藝術看待藝術上有所距離的元素之一。想像一下，在香港舉行同樣的工作坊，不太常見上述情況，原因是由策劃到老師以及學生，大家都會以最安全及保守的方式來完成任務，包括，設計課程時本身就不會挑出敏感而可能被批判題目；老師不會設計一個過度開放的上課模式，並首先相信課程需要用大量誘導來令不積極的學生參與，而不致在課堂上有任何一刻的死寂氣氛；學生則目標為本地認為付出了時間便必須要有收獲，而且在難得的機會下，在最後展示上必須要有所表現。倘若最終活動以失敗告終，例如學員投訴，沒有好的記錄照片，在香港可能便要大幅改動內容，主辦方甚至會嫌麻煩，就沒有下一次計劃了。其分歧在於，我們將失敗視為羞恥，沒面子，沒成效，浪費資源，而歐洲，至少以創作為重的魯爾藝術節，則把失敗視為要擁抱的平常，思考碰撞後的正常表現，及面對自身價值的一個機會。
與來自不同地方的藝術工作者交流
（由筆者提供）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時光是，每當看畢節目，不同國家的創作人自然會分享感受，喜歡與不喜歡，破口大罵或是心有感動，而到翌晨，師生則會在工作坊評論作品，然而其評論的方式，我形容是已將剛看完演出時的好惡及感覺放下，同時將個人的預設與演出結果比對，而向作品提出問題，思考其政治性及藝術意義。
以前提及德國藝術，我也會將焦點放於柏林、慕尼黑等在香港人眼中比較出名的城市，然而魯爾三年展不單拓寬了我對德國藝術的地域界限，主辦單位願意策劃如此繁衍的跨國工作坊，也令我深深地佩服德國策劃人的胸襟及意志。如上所說，其促使不同文化撞擊的眼界及視野，以及願意承擔文化差異產生的失敗及風險，更令我深深體會到，在被重工業建築改建而成的許多藝術設施之下舉行的藝術節，讓藝術有所成長及交流的，不只是內容，更多是由策展到參與者，共同投放的敏銳觀察、思考角度，批判性、以及包容性。
魯爾三年展（Ruhrtriennale Festival of the Arts）
https://www.ruhrtriennale.d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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