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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大盒的沉浸式場域中，龍馬社出品的十人版話劇《我愛桃花》以一種極具實驗性與懷舊色彩的姿態，為當代小劇場戲劇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觀察樣本。自2003年鄒靜之編劇的這部作品問世以來，其源於明代擬話本《型世言》與唐傳奇《馮燕傳》的文本，便以「戲中戲」的套層結構與對人性幽微的深刻洞察，成為中國小劇場戲劇的長青經典。而此次由張國立執導，集結87版電視劇《紅樓夢》黃金班底的演出版本，並未對劇本進行一字增刪，卻通過「3+3+3+1」的創新演繹模式，十位演員分組交替登台，在敘事維度與美學表達上完成了一次對經典文本的當代重構。
原版《我愛桃花》的核心戲劇衝突，建立在三人較勁、一人解題的單一視角之上。而在十人版中，導演張國立大膽採用了多位性格迥異的演員分組交替登台，將原本的「單一解題」轉化為「眾人解題」的多聲部敘事。這種演繹方式的變革，並非簡單的人數疊加，而是對戲劇文本內部潛力的深度挖掘。劇中那句經典台詞「要巾幘會錯了意，遞過去一把刀」，在原版中或許是某種宿命般的悲劇轉折，但在多組演員的輪番詮釋下，這一次「會錯意」被拆解出層次各異的情感邏輯與人性動機。觀眾看到的不再是一個固定的答案，而是人性在極端情境下的多重可能性。正如觀眾所言，導演「用三組人把最難演的轉變用最匹配的人物一一對應」，這種多元演繹讓劇情的層次與情感張力全面升級，使得「我本想玩玩，你卻認真了」的輕浮與「我本來是善良的，突然就變成殺人犯」的荒誕，在不同演員的身體記憶中獲得了更為立體的戲劇表達。
87版《紅樓夢》演員的集體登台，無疑為這部話劇注入了獨特的文化記憶與表演美學。鄧婕、歐陽奮強、侯長榮等演員，在數十年的歲月洗禮後重返舞台，其表演已超越了單純的角色塑造，進入了一種「渾然天成」的境界。鄧婕飾演的「如花」一角，被讚譽為「嬌與癡都那樣自然」，其內心的輕盈使表演更加自由與鬆弛。這種鬆弛感，並非來自於對角色的刻意拿捏，而是源於演員對自身生命狀態的接納與對舞台的絕對信任。張國立在導演闡述中提到，這是一個「愛、轉念、重生」的故事，而這些歷經滄桑的演員，以自身的人生閱歷為劇本增添了更為濃厚的戲劇化色彩。他們在舞台上所展現的，不僅是唐代馮燕與張妻的情欲糾葛，更是跨越時空的生命體悟。這種身體記憶的沉澱，使得「會錯意」這一戲劇母題，從單純的情節推動，昇華為對人性困境的哲學叩問。
此次演出的場地選擇同樣具有深意，自由空間大盒的劇場設計，為《我愛桃花》提供了絕佳的空間對話場域。座席與舞台之間的近距離，構成了「劇場最好的魔法」，它封存了時間的變化，也讓觀眾得以近距離觀察演員細微的表情與肢體語言。這種沉浸式體驗，使得古今兩條線索的交織更為緊密，觀眾彷彿也成為了這場「戲中戲」的參與者與解題人。演出結尾響起的87版《紅樓夢》主題曲《葬花吟》，是全劇最具爭議也最具美學意蘊的神來之筆。對於內地觀眾而言，這是集體文化記憶的強烈召喚，而對於香港觀眾，即便沒有那麼深重的「紅樓情結」，這首曲子依然以其悲憫的基調，為全劇畫下了一個充滿餘韻的句號。這首曲子不僅是對「桃花」意象的呼應，更是對劇中人物命運的終極悲憫，將一場關於情欲與誤會的小劇場戲劇，提升至對生命無常與人性脆弱的永恆歎息。
87版《紅樓夢》演員的《我愛桃花》的成功，在於它沒有將演員的集結淪為單純的情懷消費，而是將其轉化為一種獨特的戲劇資源，在不改一字的前提下，完成了對經典文本的當代重構。它證明了，真正的經典並非一成不變的標本，而是能夠在不同時代、不同演員的身體中不斷生長、不斷被重新解讀的活體。這場演出，既是對鄒靜之劇本的一次致敬，也是對戲劇本體的一次探索。它讓我們看到，當歲月的沉澱與劇場的魔法相遇，當集體記憶與個體生命在舞台上交匯，戲劇便超越了娛樂的範疇，成為了一種關於時間、關於人性、關於我們如何面對生命中那些「會錯意」的永恆對話。桃花依舊，而看花的人，已在歲月的流變中，完成了各自的轉念與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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