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話劇團「文本特區」實驗劇《人間》以1949年日本國鐵總裁離奇死亡事件為引，在黑盒劇場內構築了一場權力博弈的「顯微鏡實驗」。作為編劇黎曜銘與導演陳沛琳的首次合作，該劇以圍棋意象解構歷史敘事，在黑白對弈間映照出當代觀眾的精神困境。
- 棋盤上的權利剖析
「歷史劇的當代性不在重現真相，而在暴露敘事裂痕」。與兩年前的演讀劇本中單線抗爭敘事相比，正式演出將原本戲份不多的角色黑木榮作（陳嬌 飾）作為介入歷史的關鍵切口——作為內閣官房長官兼下山的棋友，他既是體製維護者，也是戰後創傷的承載體。陳嬌在第三場以沙啞聲線質問下山：「你以為棋子能跳出棋盤？」時，右手卻不自覺摩挲象徵亡子的圍棋，這個細節點出了權力機器對人性的雙重異化：壓迫者也是被體製肢解的受害者。
導演陳沛琳曾解釋「人間」一詞雙關日語「人類」與中文「人世間」，暗喻角色在戰後陰霾中對人性本質的追問。黑木榮作對「大局」的執著，恰是編劇黎曜銘從「下山事件」中提煉的核心議題——當歷史巨輪滾動之際，個體的抉擇究竟該服從集體利益，還是堅守道德底線？
- 舞台符號的解碼
《人間》的舞台設計巧妙地實現了詩意與政治的平衡，充分利用了黑盒劇場的空間特性。開場時，舞台中央以光影投射的鐵軌，不僅是對歷史事件的還原，更象徵著權力運作的「軌道」。在黑盒劇場的狹小空間裏，鐵軌的存在無形中劃分了舞台的空間，也暗示著角色們在權力框架下的行動路徑。演員在鐵軌投影上的走動，拉近了與觀眾的物理距離，強化了一種權力的「空間壓迫感」，讓觀眾更直觀感受角色們所面臨之困境。
一盤貫穿戲劇始終的黑白棋局，隱喻下山與黑木在等級制度下的博弈。黑白棋子的對峙，如同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的碰撞。黑衣黑木執白子，白衣下山持黑子，這種對稱性的符號顛倒，呼應了編劇所欲探討的「是非黑白」的思辨，也暗示了價值判斷的模糊性。
舞台後方的圓形佈景，跟隨劇情閃現出多重影像，從紅色旭日到縱橫的鐵路，從行駛的列車到挺立的枯樹。正是這棵經原子彈衝擊「劫後餘生」的樹，將個體的抗爭置於宏大的歷史事件背景中，既是对日本戰後創傷的具象化，也象徵個體在歷史洪流中的韌性。
- 抗爭者的身份困境
在《人間》中，角色塑造呈現出豐富的層次和矛盾性，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探討的地方。歐陽駿塑造的下山哲人，即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是暴力抗爭的發動者。他堅信尊嚴高於生存，以國鐵總裁身份發動罷工，這種「體製內抗爭」的荒誕性，也是對當時日本社會運動的戲劇化呈現。當下山在演講中高呼「社會要有尊嚴」時，歐陽駿通過顫抖的聲線與緊握的雙拳，將理想主義者的孤獨與執著外化為可觸摸的悲劇感。
編劇從「下山事件」中提煉出「抉擇」母題，在此得以體現：下山在「鐵軌上徘徊」的戲劇場景，象徵抗爭者在理想與現實間的猶疑。然而，角色的行為邏輯存在些許斷層。例如，下山在「記憶力之戰」中表現出的冷靜與機智，與後來「非理性禁錮江口良介」的舉動形成鮮明反差。這種轉折缺乏鋪墊，令角色的一致性受損。此外，編劇對「工人叛徒」指控的處理過於簡略，未能深入探討抗爭領袖在體制與基層之間的兩難處境。
- 表演者的羣像演繹
杜雋饒飾演的香取和也與佐藤茂，延續了演讀劇本的反派形象，但在正式演出中顯得更為立體。他通過語氣的轉換——從機械式回復的冰冷，到指控工人時的傲慢，都刻畫出體制工具人的精神空洞。相比之下，郭靜雯飾演的森田嵐則完成了從「悲慘女性」到「覺醒者」的蛻變，她的眼神從絕望到堅定的轉化，成為劇作中少數充滿希望的線索。
然而，配角的塑造仍存在類型化傾向。陳嘉樂飾演的商人三井正男，僅僅是「萬惡資本」的符號化呈現；張焱飾演的赤冢五郎則淪為「衝動莽夫」的代名詞。這種扁平化處理，削弱了劇作對多元社會力量的剖析深度。值得一提的是，丁彤欣飾演的女記者三上惠子雖戲份不多，卻以旁觀者的冷靜視角，為劇作增添了反思的維度。
- 歷史寓言的當代啟示
《人間》試圖將 1949 年日本的工運危機轉化為當代社會的「他山之石」，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存在一些問題。
編劇通過下山之口批判「高層減薪」的虛偽，切中了戰後日本貧富分化的病灶，這一點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也體現了劇作的社會批判意識。然而，對抗爭策略的討論，如「遊行罷工是否必要」，卻因缺乏具體情境的鋪墊，顯得倉促無力。劇中「是非黑白」的探討頗具啟發性，黑木榮作雖穿黑衣卻救人性命，下山哲人雖穿白衣卻陷入暴力，這種道德模糊性恰是對戰後日本社會「非黑即白」思維的反諷。但編劇過度依賴象徵手法，使得主題表達稍顯晦澀。
劇中人物的矛盾性，本質是戰後社會的真實寫照：下山哲人的理想主義，黑木榮作的現實主義。這種矛盾不僅屬於 1949 年的日本，更指向人類社會永恒的困境——當個體面對歷史巨輪時，究竟該堅守理想，還是順應現實？藝術與歷史的對話，最終指向對人性的深刻叩問。
總的來說，《人間》以多棱鏡式敘事，映照出二戰後日本社會的多重面貌。它的創作實驗無疑是大膽的，將歷史事件解構為時代寓言，以圍棋博弈的形式解構政治對話，並在舞台美學上進行了突破性嘗試。但其藝術表現仍存在瑕疵，如劇本邏輯的斷層、角色塑造的失衡，以及歷史虛構與現實映射之間的張力處理不足。然而，正是這些不完美構成了其藝術真實性，因為戲劇的力量不在於再現歷史，而在於喚醒思考。正如劇末那棵在原子彈廢墟中頑強生長的樹，既是對生命力的讚頌，也是對人間正道的追問。它促使觀眾思考在現實不可抗壓力下，理想主義者的自處之道，親友間分歧的彌合可能，以及抗爭所需付出的代價等問題，而這些思考也正是《人間》作為一部戲劇作品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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