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寫在評前：當北歐詩哲遇見東方劇場
2025 年春天，香港話劇團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恩・福瑟的《纏眠》(Sleep）帶上壽臣劇院的舞台。這部由鄧世昌翻譯、邱廷輝執導的作品，延續了福瑟標誌性的「靜默詩學」——以重複的對話、模糊的時空和充滿象徵意味的場景，構建起關於睡眠、記憶與存在的迷宮。作為一部在劇場中呈現的福瑟作品，《纏眠》的舞台呈現不僅考驗著東方觀眾對北歐現代主義戲劇的接受度，更在文本與劇場媒介的轉換中，顯露出抽象文本與具象舞台之間的張力。
二、劇情：在交疊時空中讀懂人生分岔
舞台上層疊的三個鏡框：深處的窗框勾勒出家居外景，中間與前景的兩個淺色鏡框，將空間劃分為「遠」與「近」的兩個生活場域。第一對年輕夫妻（馮志佑、張紫琪飾）踏進深處鏡框，熱吻與笑語瀰漫著新居入伙的喜悅；隨後登場的另一對（陳健豪、麥靜雯飾）卻駐足前景鏡框，面對同樣嶄新的環境顯得格外冷靜。看似獨立的兩個空間，透過演員自由穿梭的腳步漸漸模糊邊界 —— 當嬰兒車推進舞台中央，麥靜雯撫摸車欄的猶疑與張紫琪環抱伴侶的堅定，在視覺對比中鮮明呈現：同樣面對婚姻與生育的考驗，有人在熱烈中築夢，有人在沉默中輾轉。
福瑟刻意模糊的時間線，在此被轉化為「空間疊影」：年輕男女與中年版本的「他們」並非先後登場，而是命運的不同切面。當馮志佑癱坐在沙發上，與年長版的自己重疊，兩代軀體的呼吸節奏漸趨一致——這不是簡單的時光流逝，而是對「選擇如何塑造命運」的隱喻：同樣的新居門口，有人邁入熱烈的懷抱，有人停步於猶疑的沉默，這些瞬間的積累，最終織就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
三、舞台：極簡主義與留白處理
- 空間與視覺
舞台以三層升降平台劃分臥室、客廳與「海邊」區域，海上的雲霧透過特效機緩緩彌漫，配合冷調藍光與遠處隱約的海浪聲，將現實空間轉化為意識的載體 —— 這裏沒有明確的時代標記，只有素色針織衫與長褲的男女角色，猶如從北歐繪畫中走出的人物，在雲霧中遊走、對話、凝視虛空。
值得一提的是，導演在場景轉換中加入了東方劇場的「靜默美學」。演員在換景時緩慢的肢體動作恰似「霧的流動」，這種處理既呼應了原作的「時間非線性」，在跨文化語境中創造出獨特的視覺詩學。
- 聲音與靜默
福瑟戲劇中「靜默」的重要性不亞於台詞，《纏眠》的聲音設計巧妙地捕捉了這一特質。除了海浪聲的環境音，劇中大量留白處的「沉默」被刻意放大 —— 演員在對話間隙的停頓、呼吸聲的細微處理，都成為構建「存在氛圍」的要素。當演員在長時間沉默後突然說「我聽見海的聲音」，這種由靜默到言說的轉折，如同在平靜湖面投下石子，引發觀眾對「語言與存在關係」的思考。
四、表演：克制的情感暗流
四位年輕演員的表演，準確捕捉了福瑟戲劇「將哲學藏於日常」的精髓。馮志佑與張紫琪的熱吻並非單純的情感爆發，而是透過肢體短暫的痙攣，傳達出年輕人對婚姻的迫切確認；陳健豪與麥靜雯的疏離，體現在對話時總是錯開的視線——當麥靜雯輕聲說「我好累」，身體緩慢滑向沙發深處，陳健豪欲言又止的張口動作，讓「累」的含義超越生理層面，指向關係中的情感真空。
中年組演員的「時間重量」更耐人尋味。彭杏英飾演的年長女性，在「BB」的親暱稱呼與沙啞嗓音間製造微妙違和：當她撫摸周志輝的頭髮，動作既像安撫愛人，更像撫平歲月的皺褶；周志輝反覆擦拭窗戶的動作，將「打掃」昇華為對過往的執著整理。這些充滿生活質感的細節，讓抽象的哲學命題變得觸手可及：原來存在的困境，從來都藏在擦窗的力道、擁抱的緊度、對話的間隙中。
五、反思：當抽象戲劇遇上劇場現實
《纏眠》的製作在文本忠實度與舞台創新性上展現了令人欽佩的勇氣，但也存在幾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首先，抽象主題的在地化詮釋是否足夠清晰？福瑟的哲學思辨依賴於北歐文化中對「孤獨」「自然」的集體認知，而觀眾更熟悉現實主義或社會議題導向的戲劇。劇中反覆出現的「海」意象，在北歐語境中承載著存在主義的厚重感，在劇場中卻可能被簡化為「美麗的視覺符號」。導演若能通過微小的在地化改編，或許能幫助觀眾建立更直接的情感連接。
其次，舞台節奏的把控是否過於「忠實」原作？福瑟的「慢節奏」本質上是對消費主義時代「速食文化」的反抗，但在劇場環境中，長達兩小時的循環對話難免讓部分觀眾感到疲憊。
最後，跨文化戲劇的「闡釋邊界」在何處？當北歐文本穿上東方劇場外衣，是該追求「原汁原味」的呈現，還是進行在地的創作加工？《纏眠》選擇了前者，這種「尊重原作」的態度值得肯定，卻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劇場作為「跨文化對話」的可能性。或許，在未來的福瑟作品演繹中，可以嘗試更具實驗性的改編，讓北歐的敘述故事與香港的都市生存經驗產生更強烈的共振。
六、寫在尾聲：在靜默中尋覓答案
香港話劇團對《纏眠》的演繹，是一次敢於「反劇場性」的實踐。它並未提供明確的情節、鮮明的人物或直接的情感共鳴，而是邀請觀眾在靜默與重複中凝視存在的本質。
從製作層面而言，《纏眠》在文本轉化、舞台設計與表演風格上達成了高度統一，成功傳遞了福瑟戲劇的詩意內核；但從接受層面而言，其抽象性與反敘事性確實對本土觀眾構成挑戰。然而，這種挑戰恰恰是劇場的價值所在：它迫使觀眾跳出慣常的觀劇期待，學習在「無意義」中尋找意義，在「非戲劇」中感受戲劇的本質。
一部舞台劇的成功，不在於它是否讓所有觀眾「看懂」，而在於它證明了：當劇場敢於摒棄浮華的敘事技巧，回歸最本真的語言與身體表達，那些關於人類生存的永恆命題，終將在靜默中浮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對於香港這樣一個被實用主義包圍的城市，這樣的戲劇實驗不僅是一次美學冒險，更是一次難得的精神深呼吸，讓觀眾在纏眠的迷霧中，暫時停下腳步，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或許，這正是福瑟的戲劇在東方劇場最動人的回響：追尋的答案，往往藏在語言停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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