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另劇場帶有存在主義色彩的「極黑系列」最終章作品——《死亡執行者》（下稱《死》劇），是一齣以死亡為切入點，進而探討人性及人存在的意義的作品。是次演出的宣傳語句—「如沒真正了解「死亡」，那麼生存只是「虛無」」，十數餘字就已同時暗含生死學、存在主義及虛無主義的味道。由於觀眾會因劇目的宣傳語句而對演出產生想像及期望，故它不單具推廣作用，亦是構成觀劇體驗的一個重要元素。本文將由此出發，嘗試分析《死》劇如何呈現生命的虛無，以及編劇／導演如何回應虛無主義，看看演出是否能滿足觀眾的期望。

虛無之於《死》劇的意義

《死》劇講述美國五名死囚，因政府暫緩執行死刑，被困監獄及現世的困境，而死亡似乎是他們獲得解脫的唯一途徑。編劇／導演陳錦龍著實對死亡作了豐富的詮釋，死亡在演出中含有「自由」、從疾病及衰老中解脫、逃避困境、操控他人生命、感官刺激、殺身成仁等多重意義，演出亦帶出了對安樂死的討論。不過，《死》劇並非要歌頌死亡，相反，對死亡的詳細探討旨在襯托出人活著的困境。

概括而言，《死》劇所呈現的是一個制度崩壞、秩序大亂、宗教信仰被否定的社會，亦即一種價值失落的虛無主義。舞台下，畫外音充當新聞播報的角色，讓觀眾了解到監獄外是一個充滿不穩定性的世界，到處發生暴動、發生嚴重水災等。舞台上，編劇／導演則透過四個主要角色的多段獨白，向觀眾講述各種社會不公及對宗教信仰的質疑，四個角色包括：被警察誣告的青年、在職場受到種族歧視的黑人、因性傾向被歧視的女同性戀者，以及作為天主教徒，因替患病妻子進行安樂死而被判死刑的醫生。獨白的部分主要是講述角色入獄前的經歷，而戲劇情節的部分則呈現了入獄後，好人（例如青年和拒絕同流合污的監獄管理員）如何被壞人（例如強姦犯及其他管理員）壓迫、利用，甚至被迫自殺。

然而，由於演出以獨白為主要呈現手法，致使觀眾需依賴聆聽台詞來掌握演出內容，可說是與大多數人平常的觀劇習慣有別。再者，《死》劇的戲劇情節頗零碎，未能讓觀眾即時與獨白的部分連結起來。加上，演員在演繹上較少強調人物轉變，以及角色間的關係，使到戲劇情節未能有效地加強觀眾對價值失落的體會，實屬可惜。

對虛無主義的回應

《死》劇對虛無主義的呈現集中於價值失落的面向，而缺乏了否定道德行為、形而上學、客觀現實世界、線性時間等面向。不同於《死》劇明確包含道德判斷（例如黑人會指稱青年及管理員為「好人」），被稱為對存在主義具啟發性地位的德國哲學家尼采認為，道德是壓抑人的慾望。他認為，我們一般以為是善的美德如堅忍、仁愛，其實是來源於受壓迫但又不能復仇的憤懣心態，於是人們以堅忍為善，壓迫為惡。

更重要的是，尼采甚至認為所謂本質、因果關係、上帝等形上概念只是幻象，無論是柏拉圖所講的理型，還是基督教所講的彼岸世界，皆非真實存在。又由於我們是透過這些概念認識眼前的世界，既然這些概念是可被質疑的，於是尼采一併否定現實世界的客觀性。換言之，虛無主義的出現除了因為價值失落，更是因為恆久的存有被否定。對人類行為具指導性的道德律被取消，形上形下的世界又皆非真實而恆久地存在，那麼生命的立足點何在？人應該如何活下去？

《死》劇對走出虛無主義的答案是：我們要保存希望。在最後一場戲，監獄發生暴動，舞台上的鐵籠被毀，女人已率先逃獄。隨後，經過醫生的勸告，青年及黑人亦先後離開監獄。既然逃獄是可行，即意味著死亡並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在這場戲，編劇／導演利用了上舞台（upstage）的空間配合白色燈光喻意死囚離開監獄、走出黑暗。從傳達創作意念而言，此呈現手法是成功的，既寫實地呈現「離開監獄大門」這個行動，同時亦象徵性地呈現「將來是光明的」。

惟「保存希望」作為《死》劇對虛無的唯一回答，似乎並不充分。假如觀眾認同演出所講，社會是崩壞的、生存是痛苦的，那未，即使我們堅持活下去、苟且偷生，也不會平白無故令人生變得美好。在堅持活下去以外，我們應該做甚麼，以及如何做，來改變社會？可惜的是，《死》劇並未就此問題提供答案。再者，把希望寄託在將來，就跟基督教向人們應許彼岸世界一樣，對尼采而言是一個不真實的承諾、是對眼前世界的逃避，即是說《死》劇的角色始終沒有走出虛無主義的旋渦。

結語

本文開首提到，觀眾入場前對於演出探討生存的意義，以及如何回應虛無主義會有一定期望。縱然，演出呈現了價值失落的虛無，但是缺少了虛無主義在否定道德及形而上學等面向的呈現，而且對走出虛無的回答亦有待深化，這一點恐怕與觀眾的期望存著一定落差。明顯地，編劇／導演是採取肯定生命價值的立場，認為死亡並不是唯一出路，可是如果我們同意尼采對恆久存有的否定，要走出虛無除了直面死亡及生命的困境，更需要為生命尋找新的立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