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家外──藝博後雜談
文︰凌志豪 | 上載日期︰2018年4月27日 | 文章類別︰月旦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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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大型藝術博覽會──「呃巴嫂」(Art Basel Hong Kong) 一年一度襲港後,過了差不多一個月,這個平時對藝術文化漠不關心的城市又從一片文化熱中冷靜下來。在藝術博覽會進行期間,有不少國際藝術家訪港,新開幕的畫廊商廈H Queen’s亦已有多間國際畫廊進駐,種種國際關注和連繫,其實到底跟香港有沒有關係呢?「呃巴嫂」(Art Basel Hong Kong)裏面的Hong Kong,會否只是一個表示舉行的地點、一個空洞的符號?我現在身處美國芝加哥,未能親身觀察這一場文化亂象,對許多資訊亦無全盤掌握,就不在此深入分析藝術博覽會背後的政經文化邏輯,但我仍希望在此分享一些個人經驗見聞,嘗試以小見大,一窺這些外來訪客的心態。「呃巴嫂」舉行之際,梁寶山的大作《我愛Art Basel:論盡藝術與資本》亦已出版,雖然還沒有機會閱讀,但我相信裏面有對「呃巴嫂」的精彩論述和分析。

 

Guerrilla Girls與亞洲藝術文獻庫合作 在Art Basel HK的攤位
(照片由作者提供)

 

Guerrilla Girls

「呃巴嫂」期間,知名的女性主義藝術團體Guerrilla Girls到訪香港,除了與亞洲藝術文獻庫合作設置攤位並舉行活動,亦有於我就讀的香港大學主持講座及工作坊。我本因不能在港參與活動感到十分可惜,但後來同學口中得知活動詳情後,想法就改變了。基本上,講座內容只是把Guerrilla Girls以前做過的藝術行動翻譯成中文,例如:「做女性藝術家有咩著數」。當然也少不了她們標誌性的統計報告,列出女性和男性藝術家的比例,女性藝術家的參展數量等等。但是這些藝術行動有真實地反映香港的情況嗎?這些統計結果都是她們在Art Basel所收集的,然而,眾所周知,Art Basel 當中的香港藝術家本來就為數不多,這些數據能夠反映的性別政治未必能夠套用到香港的情況之中,反而更多的是反映歐美主導的國際藝術市場的性別偏見。另外,「做女性藝術家有咩著數」的諷刺性宣言完全沒有就香港的文化語境作出任何修訂,例如「唔使抽大雪茄或者著住件老西畫畫」這一個「著數」本來就在諷刺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男性畫家的形象,難以應用於本港男性藝術家身上。對本地的觀眾來說,這些「著數」難免有一種距離感,尤其對於不熟悉藝術史的群眾來說,更是一種陌生的語言,用熟悉的中文說著陌生的語言。那麼Guerrilla Girls 把自己的作品中文化,所面向的到底是香港的觀眾、亞洲的市場,還是歐美的老主顧呢?而且Guerrilla Girls的論述往往過於簡單,沒有考慮到種族在藝術市場的權力關係,亞洲女性藝術家和白人女性藝術家、亞洲男性藝術家和白人男性藝術家,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故事。香港這個地方真正吸引她們眼球的,是香港本身,還是在這個地方流轉的資本?若果沒有「呃巴嫂」,她們仍會前來香港嗎?她們的舞台是Art Basel,還是香港?

 

Guerrilla Girls講座海報
(照片由作者提供)

 

Guerrilla Girls 在香港大學的講座
(照片由作者提供)

 

芝加哥大學香港中心

我現正在芝加哥大學(下稱「芝大」)交流,碰巧芝大在香港摩星嶺建立的「芝加哥大學香港中心」又即將開幕,這件事令我聯想到「呃巴嫂」這種國際大型藝術博覽會與香港的關係。首先,摩星嶺這塊土地是政府給予非牟利院校用作開辦全日制自資專上課程的,但芝大在此開辦的是布斯商學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的EMBA課程,學費高達120萬,加上芝大作為一間私立院校,如此課程是否非牟利令人深思。甚至Chicago Booth亞洲拓展執行董事林詠川亦表示,是次在港建立校園是「為拓展北亞洲市場」,這樣的造詞更令人懷疑整個計劃的非牟利成分,香港在芝大眼中是否只是進軍內地市場的一塊跳板?他們要服務的並不是香港的民眾,而是內地的資本?就像「呃巴嫂」一樣,他們看中的是香港的法律、稅制等各種便利,好讓他們與亞洲的收藏家建立聯繫網絡,而跟香港本身的藝術文化環境無關。雖然這樣亦無可厚非,但在「芝加哥大學香港中心」一事當中,政府以一千元的象徵式地價批出土地,芝大更得到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款二億三千四百萬元資助,吸盡本地的資本,又有多少會回饋香港呢?而且摩星嶺曾是港英政治部所在地,上有三級歷史建築「白屋」,是香港其中一處歷史見證。芝大保育文物的方法卻是只保留A、B座並用作教學大樓,而C座則會拆除。從設計圖中所見,中心亦似乎沒有配合「白屋」的原有環境進行加建,反而是將整個摩星嶺搖身一變成為玻璃和鋼鐵組成的商業中心一樣。在歷史文化保育上,由於我還沒有機會實地考察,在此就不敢多言。

 

「芝加哥大學香港中心」設計預想圖
(照片由作者提供)

 

另一方面,早前我亦十分巧合地認識了芝加哥大學戲劇及表演研究學系的主任David J. Levin 教授,得知他們在三月會派遣訪問團隊到香港考察交流,尋找日後與香港其他團體合作的可能性和機會。出發前,我亦興致勃勃的為他介紹香港劇場,並且協助安排他們與本地一些表演藝術相關的機構見面,然而,基於各種的限制及理由,又或只是我一廂情願,他們並沒有拜訪我推薦的大部分團體,主要的行程是在香港大學舉行研討會(詳情:https://www.uchicago.hk/events/between-objects-and-media-dialogue-on-the-stage-arts/),與學者交流。他們在港逗留不過三天就旋即返回芝加哥,後來我與其中一位對戲曲深感興趣的教授傾談,她卻表示「 there is nothing much to do in Hong Kong」,三天就可得出如此結論,我不禁在想,他們對香港的興趣有多大?是否真心想了解香港的文化和劇場?或只是希望從中尋找利益,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名聲?

 

寫到這裏,我並不是反對一切這些外國勢力來港「搵食」,只不過是希望在呼聲叫好歌和之前想想,我們是不是只是為了構成一場慶典的臨時演員觀眾(可能還要自費入場)。即使如此,我們又要如何才可以做一單不虧本的生意,重新和自身的文化語境接軌,構築香港的故事。


(原載於《CulturalMasseur.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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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藝術及比較文學系,及後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考獲東南亞及亞太研究碩士。他亦是香港大學Cultural Leadership Youth Academy成員、香港文學評論學會會員、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專業會員。曾任校園藝術大使、練習文化實驗室市場策劃總監,任內出版超過20本香港文學書籍。曾獲青年文學獎、李聖華現代詩青年獎、藝術同行2014最佳表現獎、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新秀獎(藝術評論)等。除文學創作外,閒餘涉獵藝術評論、翻譯、展覽策劃等工作,並在學術會議上發表研究。近年專注研究亞洲藝術史學史、東南亞國家在冷戰時期的跨國文化互動、全球華語語系文化。近年出版有《香港視覺藝術年鑑2019》專題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