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為有創造力的觀眾? 看《Remote Macau》有感
文︰俞若玫 | 上載日期︰2017年6月16日 | 文章類別︰四海聲評

 

節目︰Remote Macau »
主辦︰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日期︰07/05/2017
城市︰澳門 »

終於有機會成為德國劇團Rimini Protokoll的演員:在五月七日參加了他們為澳門藝術節展演的《Remote Macau》,戴著耳機,聽著指示,以觀眾的身份去遊歷了澳門的舊西洋墳場、舊街小巷、學校操場、市中心廣場、酒店天台等等。我們以自己的身體在指定的地方流動,以及選擇如何回應指示來完成整個作品,即是說,觀眾就是演員,也是內容的一部份。

 

Rimini Protokoll是近年歐美劇場一個亮麗的名字,屢獲國際劇場大獎,也是媒體寵兒。它一直在形式上突破劇場傳統框架,甫成立2000年之時,就用上集體創作方式打破傳統的導演主導,又以觀眾即時反應及「生活專家」的話語(如2007年《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冊》)成為文本,打破傳統的一人編劇,也因為得到劇作大獎而引起什麼才是劇場劇本的爭論。它每個製作都似為「紀錄劇場」刷出新定義,在社會議題、社科調查、活著的歷史、個人回憶、地方情感間製造很微妙的情境,觀眾同時是再現的主體及客體,可參與,可演繹,如今年一月在布魯克林博物館廳在美國首演《Top Secret International (State 1)》,同樣地,觀眾著耳機,聽著指示,在古埃及展館內學習如何做間,在歷史物質文化間,思考及體驗監視及被監視的過程。

 

其實他們的跨界作品,跟近年表演藝術及視覺藝術九十年代開始大談的關係美學,情境美學、個人述說的力量及參與式作品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討論及欣賞Rimini Protokoll的面向真可以很多,自己較有興趣是:如何提煉方法成為美學所在,如何善用新媒體成就新的溝通經驗,如何誘發觀眾積極參與而不只是消極消費,如何帶出社會議題而不說教?成為我參與是次被形容為「另類旅遊」的《Remote Macau》評賞框架。

 

轉化遊客的凝視

《Remote Macau》善用電子技術,讓觀眾既享有單對單的私密溝通空間,又有集體行動的可能,如耳筒內似機械人,有叫過我們在門前集體討論向左走還是向右走,體驗民主決策的過程。這個有趣的,但沒有發展,出現過一次,只成一個小小的點綴。其餘大部份時間,都是觀眾聽命於耳機的說話人,雖然也開玩笑地叫我們從天橋跳下去,嘲笑我們太聽話,但大家都是乖乖聽著做,等著做,很單向的。

 

而耳筒傳來的文本,因為要在不同城市演出,就要保有一個足以引起普及反應的故事框架,同時敘事上有本地化的書寫空間,真不易的。而劇團選了敘事者為人工智能的機械人,多了一個非人的角度看普及的人類世界,是聰明的陌生化手法,跟觀眾現實的生活多了一層可以提問的距離,當下親密,視點不同,如機械人因為不懂什麼是禮教,向觀眾提問為什麼要在墓園安靜,是給誰的尊重

 

澳門此站選在舊西洋墳場出發,也是巧心,不論我這些非澳門人或是當地人都會覺得有趣,大家都會想知道如何從墳場看社會歷史。而當耳邊傳來第一句說話「宜你四周都係死屍」時,多少有些毛骨悚然,也有些獵奇味兒。慢慢地,編劇把焦點放在墳場植物,問大家如何分辨自然和不自然,問題本身是有趣的,但跟當下我們身在滿是豐富人文歷史的舊西洋墳場關係不是太大。我們穿越它,就如參觀了一次別人的葬禮,穿越一次別人的生死。對這個有百多年歷史,下葬了很多大官達人、宗教人士的澳門地方,卻沒有更強的社會性或歷史想像。

 

也許,劇團只是想把大家帶到現場,觀眾需更主動去發掘自已的視點及廷伸的思考。於是,離開墓園後,我就問自己,如何把遊客的凝視轉化為觀眾參與式的凝視?

 

街道就是舞台是老調

之後,大家邊聽邊遊走大街小巷,可是,耳筒的機械人的聲線不太理想,不論男女都太似人聲,異化的感覺很弱。但文本對時間的捕捉,非常準確,如大家在紅燈前等馬路,一起上落斜路,指示同步而清楚。我們二十來人頭戴耳機,一起行動,又各有天地,本身也是大街小景,成為一場相當引人注目的公眾演出。

 

觀眾被看,同時看人,層層疊疊。我們按指示,在樓梯級坐下,一起居高看著前方的生活舞台。構思是有趣的,讓大家靜靜地欣賞生活中的人,細味真實的大街戲味。但「街道就是舞台」、「地方芭蕾」一類的說法,早在八、九十年代已不斷被建築及城市設計熱烈討論,現在沒有新的發現,也沒有新的東西衝擊,反問自己是否只在消費地方?耳機傳來叫大家留意路上高低起伏,新舊建築等視覺及空間的並列和趣味,反映我們對社會發展的價值取向,這不是沒趣,似乎已成老生常談,稍稍敏感於都市設計的人都知道。換個角度想:我作為觀眾到底在期待怎樣的觀賞經驗?要有怎樣的文本才夠新奇?如何突破現場單向的溝通?

 

觀眾這個個體

後來我們被聲音帶到聖羅撒女子中學的旁邊,門禁森嚴的大鐡側門忽然開動,眼前出現好多條起跑線,極有電影感,耳邊傳來鼓動我們開步走的聲音,問我們選擇成功或失敗。於是,很多朋友開心往前跑,但,我不想再聽指令了,我慢行。另外有兩位朋友都沒有跑。很快到彼岸的參與者就要等我們,而且不見得耐煩。他們的目光很有趣,是我整個旅程很深刻的部份,也是唯一我跟其他表演者有交流的地方。觀眾的不耐煩是最直接,最真實的表態:你還是乖乖順應主流的遊戲吧,為何要我等你?參與者之間的凝視也成為演出的一部分,也是觀眾對選擇本身的理解及表態。

 

觀眾之間另一次互動,是在市中心的廣場上,一起學打氣功,並向人展示足以表現自己的物件,後來,再被分成兩半,去看另一半的舞動。本是趣味所在,但認真投入的觀眾不多,大家習慣地把眼睛放在自己的朋友身上。即使最後來到酒店頂層看澳門全景,觀眾之間的互動仍很稀薄。

 

當創作人努力在創作形式、觀賞過程、溝通方法及各種未知中建立劇場美學及呈現真實時,作為觀眾如何接收?觀眾有沒有跟創作人一起革新視點?觀眾的選擇也成為內容時,我們還是好好玩一下吧。當然,所謂的觀眾的選擇是不是有足夠的轉化的空間,如果只是表面的驚喜或神經質的突變,就離不開一場淺薄的經驗買賣。

 

自2005年開始跟團隊合作無間的Jorg Karrenbauer,有次接受記者訪問,被問及為何用真人為演員時,他說:「如果真有故事要說,不如由當事人去說,為何要由其他人去假扮他們?」(http://www.rimini-protokoll.de/website/en/text/international-the-new-documentary-theatre-of-germany-s-rimini-protokoll)想起,當天,最後一站,我們走到某商廈的天台看澳門全景,期間需穿越別人的豪華brunch buffet,一路從舊區走來,眼前的貧富懸殊張力很大,很真實,很深刻。而回程時,一位參加者的女兒不停在升降機說:「我要吃生蠔,我要吃生蠔。」另一場劇馬上開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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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創作人,從事小說、現代詩、散文、藝評寫作及概念視覺藝術創作,也經常策劃文化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