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覺可惜的《最後作孽》
文︰盧偉力 | 上載日期︰2016年8月18日 | 文章類別︰眾聲喧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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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最後作孽 »
主辦︰香港話劇團
地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日期︰30/7/2016
城市︰香港 »
藝術類別︰戲劇 »

最近終於看到鄭國偉的《最後作孽》了,總的感覺是非常可惜。

 

我說可惜,是因為這個戲呈現了一個邪惡資產階級少年,並嘗試通過他的富豪父母的離婚談判來解釋這「魔鬼化身」形成的家庭基礎,然而在整個戲的主體部分,這少年卻被置放在暗場,並非在情節中,以至最後他要父母分身家的重大情節,欠缺了內在信服力。

 

《最後晚餐》對位

我想,也許這涉及創作過程鄭國偉想整合不同題材而演化成現在的結構。或許是因為《最後晚餐》的成功,就萌生了寫一個結構對位劇本,於是貧賤母子自殺前的對話換成了富豪夫妻離婚前的談判,最後現身的專權父親,換了兩夫婦的邪惡兒子。

 

在《最後晚餐》,父親雖然最後才出場,但他的陰影一直存在,影響著在場的兩母子,是一種缺席的存在(absent presence);但在《最後作孽》中,兒子的角色在戲劇主要部分是消失的,他的戲劇缺席(dramatic absence),是整個戲劇力單薄的主要原因。

 

戲劇行動

整個戲似乎想讓觀眾在前段看到一個炸彈,而在最後一場爆炸,但是,在戲劇推進過程,這個炸彈消失了,以至最後的爆發,是作為劇場效果,而非源自戲劇的必然性(dramatic necessity)。

 

薛先生(高翰文)、薛太太(余安安)演一對由貧變富的中年人,離婚談判,或許最初甚至有二人吃一個最後晚餐的設計。兩位資產階級夫婦不留情面的互相嘲笑、漫罵,夾雜為爭取利益而憶當年的奮鬥,對白尖酸刻薄,是人性赤裸裸的呈現,有即時的劇場效果。但是,因為二人主要為自己利益,基本上毋須涉及第三者,所以兒子的存在是外在的。

 

功能上,邪惡少年薛公子(凌文龍)是主題的載體,他是資產階級的血脈。在現在的敘事結構中,他是作為框架(frame)而存在:開場以態度暴力控制補習老師(張紫琪),結尾以實質暴力妄顧人倫甚至人命。

 

邪惡少年

藝評人鄧正健在場刊中有文章,指出《最後作孽》旨在呈現「少年法西斯」育成的原由。存在決定意識,在重利益輕倫理家庭長大的資產階級少年,以錢解決他一切問題,這樣的生存方式又形成了他不可一世的專橫。他以為自己可以呼風喚雨,擺弄所有人,包括補習老師、父母。這或者是心理需要,不過這正正是非人性殘忍犯罪行為的溫床。

 

這一點是有時代關聯的,在中國大陸,高幹子女、官二代、富二代不單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社會階層,甚至已經造成了龐大的社會問題。不過,這個戲沒有向這方面點染。

 

於是,在戲劇內涵與題旨外延上,《最後作孽》的視野大有發展空間。例如,現在補習老師最後沒有出場,這角色的性格被謀殺了,只剩下簡單的暗場情節功能。一個普通人家女孩被少年迷姦,這關連題旨,很值得發揮。結尾少年以一槍在暗場解決問題,兩夫婦沒有再上場,兒子若無其事地離去,並暗示他正要去販毒。這處理可說是想像力的貧乏。

 

殘酷與真實

過去有不少文藝作品亦涉及青少年罪犯、童黨,甚至兒童軍人。今年巴西奧運開幕禮導演費蘭度美拿里斯(Fernando Meirelles)的電影處女作,《無主之城》(City of God),大量兒童在惡劣環境之中簡單的被殺害與殺人的行為,極盡了我們悲憫的臨界。我們連感覺也喪失了。

 

《無主之城》的震撼在於其呈現的真實,這方面《最後作孽》是欠缺的。對白來來回回,人物的性格與現場行為,都被編劇處理對白的方式束縛,由開場至結束,愈來愈嚴重。兒子拿槍出來,指向父親,這一筆本來很重要,但在場的三個人,被槍威脅的、威脅父母的,都沒有當下的恐懼感、威權感。

 

殘酷想像,無論風格,都建基在真實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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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藝術及影視文化工作者、藝評人、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永久會員、現任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副教授。原稽廣東珠海,一九五八年生於香港。於皇仁書院讀中學時開始參與戲劇活動。八二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電影電視專業後,從事媒介工作,曾任職亞洲電視及香港電台。八七年赴美國留學,獲得紐約市立大學戲劇博士。九四年回港。在不同大專院校、藝術中心等地講授電影、戲劇、美學和寫作,積極參與香港文化活動,編、導、演和策劃多套不同風格的舞台劇,主持大量座談、導賞活動。戲劇之外,盧亦曾與「香港中樂團」合作演出,並於電台、電視節目中任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