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場是黑暗時代的螢螢微光 ── 羅馬尼亞劇場、薩尤及漢娜．鄂蘭

文：甄拔濤

即將舉行的國際藝評人講座、工作坊系列，邀請了羅馬尼亞戲劇學者、評論家柯迪維．薩尤（Octavian Saiu）親臨主講。對香港劇場來說，羅馬尼亞及薩尤都比較陌生。我希望在本文簡單介紹羅國劇場在共黨倒台前後的發展及薩尤的一些劇場概念，最後援引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觀點，來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劇場。

共黨統治前後的劇場發展

羅馬尼亞在獨裁者壽西斯古（Nicolae Ceausescu）的統治時期，一齣劇作的公演，必須經過嚴密的審查制度，包括事先將劇本送交文化局審查等。因為共黨政府恐懼劇場批評時政，所以羅國劇作家的新作較難獲得批准，也因此劇場人較多演繹經典劇目如莎士比亞或希臘悲劇。一如其他共黨治下的東歐國家，觀眾和劇場創作人自然而然地發展出一套只有彼此能了解碼的密碼──劇場人搬演和時局類近的經典劇目，觀眾自然能閱讀出批評當權者的內容。當然，不可能事事順利。魯思．林（Ruth Lamb）在1973年演出紐．西蒙（Neil Simon）的劇本《第二大街的囚犯》（The prisoner of Second Avenue）時，在審查員「觀看」綵排後，主角由本來的中層廣告公司行政人員，改成因資本主義而導致公司倒閉的商人。

1989年處決壽西斯古之後，劇場人亦開始重新思考他們的定位。羅馬尼亞劇場聯盟（UNITER）於焉成立，它的宗旨是促進國際交流、資助成立小型劇院及藝術節。這些小型劇院擁抱得來不易的獨立，紛紛重組創作及行政團隊，並且開始製作本土編劇的作品，新一代編劇如雨後春筍般冒現。[1]

及至1994年，錫比烏國際戲劇節(Sibiu International Theatre Festival, SITF) 成立，至今仍然是羅馬尼亞劇場的盛事，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劇場工作者及觀眾，是次講座主持薩尤亦是他們的學術議會主席。有趣的是，他們開始時不收門票，讓普羅大眾亦能參與藝術節，真正的讓劇場、社區互動。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資金來源並不單一，不只靠政府資助，以確保政治因素不能上下其手。[2]羅馬尼亞人多年來飽受極權主義之苦，是故對如何保衛創作自由十分敏感。從羅馬尼亞劇場聯盟及錫比烏國際戲劇節的例子可以看到，他們都深明資助來源多元化的重要性，而且十分仰賴民間資助。回溯自身，香港間或出現要求成立文化局的聲音。我覺得在香港未真正確立民主制度之前，還是不要成立文化局。多元一定比集權好。羅馬尼亞人的教訓不可不記。

劇場和人本精神

薩尤的劇場概念，或許能給我們另一些啟示。他在評論Teatr Zar的作品 Armine, Sister時，劈頭第一句便是：「劇場是經驗他者性（Theatre is an experience of otherness）」，並在文中提到此劇「喚起人本精神（evokes our humanity）」。[3]劇場與人本精神，二者有何關係？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領受漢堡自由城市萊辛獎（Lessing Prize of the Free City of Hamburg）[4]時，曾提出以下論點：「人本精神的特色不在於手足之情而在於友善；友善並不是親近的私人關係，而是在討論公共事務時應有的要求，也是對待這個世界時應有的態度。」[5]她又說：「不論甚麼事，凡是無法成為討論對象的……絕對是非人的。」[6]依薩尤的說法，我們在經驗劇場的他者性時，必然涉及理解、思考、討論「他者」的事。這個「他者」是互涉的，既是觀眾也是創作人。如果秉持友善的態度（重申，非私人關係的友善，而是討論公共事務時的開放），對討論之事始終敞開胸襟，我們便能在劇場體現人本精神。倒過來說，劇場對公共領域之重要性，正正在於其無可避免地包含他者性，並於其中體現人本精神。我們在裡面無所不談，把一切本來「非人的」變回「人本」。鄂蘭評論萊辛時說：「他唯一關心的，只是要透過討論這個世界上的種種事務，使這個世界回歸到人的本位。」劇場的獨特性（必然需要迫視他者），可以讓一切回歸到人的本位，只要你友善地踏進來的話。

我不知道薩尤的觀點，是否孕育自羅馬尼亞的黑暗時代，鄂蘭的則肯定來自納粹肆虐德國之時。不過，在黑暗時代，我們仍然有權期盼的「螢螢微光」[7]，應該可以在劇場找到。除非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