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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藝術節２０１３——東歐芳華」其中一個戲碼是《疊配文》，由7A班戲劇組製作，演出忠於原著。故事發生在某一個機構，局長收到一份用陌生語言寫的文件，幾經轉折才得知是副局長實行的新的官方語言「疊配文」。局長要人翻譯這文件，又因為種種規例不得要領。局長要廢除這個行不通的新語言政策，卻因為辦公室的權術而處於下風，甚至被副局長逼宮，連降幾級。有幸得到翻譯中心秘書悄悄違例相助，才可重掌故位。正要撥亂反正時，副局長耍著悔過的手段，親自推翻疊配文，但再次私下實行另一種跟疊配文相反原則的語言「錯落文」；唯一相同的是，兩者都是行不通的。局長無可奈何，但最後也學會了在制度下生存之道，拒絕為秘書憑著良心所犯的過錯平反。對著秘書演說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話後，吃中飯去了。
哈維爾的《疊配文》（又譯《備忘錄》或《通知書》），是他的第二部獨立創作的戲劇。第一部是《遊園會》,第三部是《思想愈來愈於集中》。這三個劇本同樣探討語言。有說捷克人對語言特別敏感，在多個世紀被不同的政權統治下，語言變成了保全民族身份的方式。《遊園會》的雨果攀上高位，全靠純熟學習了官方的語言而更新了自己的意識。《思想愈來愈於集中》的胡摩爾運用委婉的語言推擋太太和情人的進逼；但他要著書立說的，卻跟他做的完全兩樣。《疊配文》這個戲更是關於人造語言。疊配文的出發點是要令語言更準確，雖然沒有像《1984》的Newspeak明刀明槍要用語言改變思想，但操縱著語言便是權力。學習官方語言不僅是上位與否的問題，更是關乎生存的需要。疊配文亦象徵著人對以理性建構世界的迷戀，以及科學與人性的衝突。疊配文的方針是要消除語言的模糊性，跟官僚制度要權責分明和著重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本意，都是言之成理。科學與理性，縱使先進如《思想愈來愈於集中》的機器Puzuk，都是靠不住；執著於理性，而忘卻了人性人情是荒誕可悲；理性推至極端、被濫用、被利用時更是可惡。
演出場地是香港文化中心劇場。場景以三面的牆建成房間，以座椅書桌的調動構成不同的辦公室或是班房。純淺啡色的背景，純深啡色的傢具，簡潔方形的線條，有效的表現出一個制度分明，有條不紊的機構。過場時的換景走動亦是有規律的編排，如機械般有板有眼，貫徹故事的主軸及劇作家的風格。正如哈維爾自己提到，他的故事的結構是「有意識、故意安排得這麼明顯的，像圖解一樣，幾乎成了一部機器。」(《來自遠方的拷問——哈維爾自傳》p.204) 正對觀眾的牆壁高位掛著五角星的徽號，一個共產主義制度的環境呼之欲出。這個共產印記無疑配合著原著的背景，有沒有這個需要卻值得商榷。導演一休以翻譯及改編的身份亦在場刊提到他是有把故事背景搬到香港，但把共產主義放得太大，卻會掩蓋了對過分追求理性化的諷刺、對官僚作風的嘲弄。其實我們對《疊配文》反映的官僚制度、辦公室政治不會陌生。在美國更有劇團把此劇搬到政府的辦公室上演，把戲劇帶入生活。降低共產的聯想，觀眾反思可能會更多。
哈維爾自言「對語言的矛盾性和弊病感興趣……是因為語言決定我們的生活、命運和世界，語言是最重要的技能，語言是一種禮儀、一種魔法，語言是歷史的載體，語言能使事物具有合理性，語言是自我肯定和突出自我的一種方式。」(《來》p.205) 在那幾場班房的戲，疊配文和錯落文的荒謬性清晰的表現了出來。副局長Balas時而表現自信﹑時而表現自責的態度亦能夠帶出語言的虛偽；尤其是在面對已下台的Gross的對質時，他反省著自己的過錯，其實只是自圓其說，以保權位。可是語言的陳腔濫調卻未能在局長Gross中充分展露。陳腔濫調的表表者是尾場Gross對著Marie的最後一段說話。Gross是有真誠的感動著Marie，讓Marie相信她仍然有美好的人生，可是Gross之後卻垂著頭黯然離開。這個處理令Gross看來並不相信自己的話。Gross可以是變得跟Balas一樣大義凜然，給制度腐化得虛有其詞；也可以是真心相信自己所說的，徹底被制度同化了。但是以一個失敗者的姿態離開，削弱了這段話的力量，減低了制度對Gross的影響。
演員方面，局長Gross的角色是最難掌握的，他與不同人交往時的態度大有不同，對副局長時而強硬，時而軟弱，就算他仍是局長時，亦沒有常常顯出局長的地位，他在頭幾幕的目標更是遊走於要翻譯通知書及找香煙之間。歐錦棠在不同的場景對不同的人都能表現出適切的狀態，但由一個心理狀態到另一個心理狀態的轉接卻未有完全清晰。譬如由追問部門主任有關許可證，跟著問翻譯中心主任和疊配文專員買煙，觀眾看見的只是他從台的一邊走到另一邊，卻沒有看見香煙的誘惑或他對許可證的焦躁。事實上哈維爾的劇作對人物的心境沒有深刻的描述，而觀乎這次演出我亦未能充分了解Gross的完整性格以貫徹著他的行動及思想改變。
王俊傑演的職員Kalous最特出，幾場班房戲演活了用心學習的小員工。他洩氣的走進班房上錯落文課時，我亦感受到白費了全部精力學習疊配文的沮喪。全部演員都有用心的創造角色，但對於一些人物關係卻沒有完全處理到。例如，Kubs的默言者與副局長Balas的地位關係模糊；Balas指控Kubs為幕後策劃者時指出Kubs是他的上司，事實上，Kubs一直都是趾高氣揚，帶著一絲自滿的微笑，亦會坐著聽著Balas跟Gross的對話。可是Balas詢問Kubs的語氣並不是下屬要徵詢上司的認同，而是上司要求下屬佐證，兩人離開時亦不是一致的上司先走，下屬跟隨。同時令人迷惑的演員是紙板人。不知道紙板人是真正的學生，還是疊配文講師為自己安排的紙板啦啦隊。或許這正是要營造一個荒誕感？但期待著的荒誕感卻未有從滅火筒帶出來。滅火筒往往只是一件要處理的物件。直至Gross面對著觀眾，緊抱著滅火筒那刻，我才看到滅火筒與Gross的關係——一個明智的人生存在一個不智的世界。
《疊配文》當然亦是有關政治。場景設計是辦公室，但辦公室代表的更是當時的國家。對語言調侃的背後也是對權力遊戲的側寫。疊配文和錯落文是不同的政治術語，最諷刺的是擁護疊配文跟擁護錯落文這兩個同樣荒謬但完全相反概念的是同一撮人。美其名是從善如流，實際上是繼續藉詞維護著自己的利益。
劇中所有人物都有不同方面的缺憾。只有翻譯中心秘書Marie與衆不同，一直保持著無私的心，她所代表的是一眾無知的小市民。Kubs這個無言的角色，在制度下爲了生存只有附和著，不能吭一聲，但最終都成為替死鬼，被犧牲了。可惜的是Gross這一個一直代表著以人為本精神的人物，到最後都變成跟Balas一樣，以自己的地位權利為先，沒有為Marie平反。任何人都不能抗拒制度的影響，問題在於制度多過在於人。Marie這一個在腐敗制度下的受害者，被Gross最後一段的說話感動著，但她的遭遇卻未有改變。她的盲從是提出了對衝破制度的一個反面教材，就是人民不可以盲目相信當權者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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