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劇作家作品流傳到亞洲而成為現象的，繼莎士比亞和易卜生後，最明顯的可算是布萊希特(1898-1956)了。但當劇目被改編時，不免已滲入接收時代的社會、經濟或政治因素，因而產生新作品與新時代的互動關係。

多篇有關香港布萊希特研究和演出的文章，有助讀者了解當中的互動關係。作者包括安東尼．泰特婁教授(Prof. Anthony Tatlow) 、盧偉力博士、陳炳釗先生、米高．安甘博士(Dr. Mike Ingham)，及鄔蘇娜．多芙博士(Dr. Ursula Dauth) 。

目錄

序

我的名字不是布萊希特．我從未是共產黨員　楊慧儀

布萊希特．間離　盧偉力

布萊希特在香港——幾條線索的初步整理　盧偉力

Writing Paintings, Painting Thought: Brecht and the Aesthetics of Chinese Art – Acculturation and the Repressed　Anthony Tatlow

寫畫、畫意：布萊希特與中國藝術的美學——文化中的同化及壓抑（撮要）　安東尼．泰特婁

理論與實踐之爭　陳炳釗

The Adaptation of Brecht’s The Good Person of Setzuan in Sichuan opera – Rejuvenating Traditional Theatre in Post-Mao China　Ursula Dauth

川劇對布萊希特《四川好人》的改編——毛澤東時代以後振興戲曲活動（撮要）　鄔蘇娜．多芙

Making Things Turn Out Differently – Brecht’s Method as a Novel Adaptor　Mike Ingham

大相逕庭的文本——布萊希特對改編的態度（撮要）　米高．安甘

附表

布萊希特在香港上演劇目

香港出版及刊登之重要布萊希特研究專著

圖片參考：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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