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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普通話劇團《騎摩托的阿耳忒彌斯》自2025年9月開始孵育，並於2026年初在香港藝穗會推出2.0版本演出。本劇透過戲中戲的結構，以三個童話故事分別指涉美貌、性與童年創傷，串聯出女性生於世、長於世的歷程——她們如何在親密關係與私（家）領域中，被各式規範與教條層層滲透，並將這些並不合理的要求，內化為心中無法溯源、卻持續作響的嗡鳴。故事主人翁阿耳忒彌斯（李思賢 飾）是一名黑暗童話作家，而《騎摩托的阿耳忒彌斯》選擇從創作者最令人恐慌的瓶頸期切入。在阿耳與其幻想人物——弓箭（賈軻曉 飾）不斷辯證的過程中，劇情逐步回溯阿耳的過往經歷，並拆解她所建構出的童話世界。
甫進場時，最令我驚豔的莫過於本劇的美術風格。舞台與服裝設計以白色作為主要視覺基調，從第一印象便傳遞出溫暖而明亮的核心概念；而除了白之外，其他低彩度、高明度的色彩，則共同營造出柔軟、近乎夢境般的童話質地。阿耳與弓箭兩位現實世界的角色，服裝以大地色系與舒適剪裁為主；女孩、鏡子與牙仙子的妝造則呈現地繽紛童趣，透過拼接不同材質，使整體視覺更顯繁複，也與童話人物的設定相互呼應。
演後座談中，導演星怡提及，本劇的美學風格靈感汲取自芙烈達畫作《亨利福特醫院》——其大膽而強烈、融合多重視覺元素與物件的創作形式，與本劇大量擬人化童話敘事的質地相互嵌合。精細建構的視覺設計自然融入劇情，使觀者得以在現實與童話之間流動，而不致產生視覺疲勞。
關於美……
美是一種特權，也是一種允諾一切好處的交換條件。
第一則童話談論「美貌」——它所伴隨的焦慮與特權，幾乎是現代女性終其一生難以解除的魔咒。魔鏡的威逼利誘，以及那必須每日多塗一層、逐步侵蝕並佔據使用者生命的神奇油彩設定，與電影《懼裂》（港譯:《完美物質》）的概念有著異曲同工之處。然而，《懼裂》中女主角對年輕與美的執念，來源多層且複雜：演藝事業所承載的自我價值、社會地位與凝視，皆交織其中；相較之下，《騎摩托的阿耳忒彌斯》雖在台詞中點出「美貌特權」，女孩追求美的動機，卻仍然被簡化為對愛情的渴望。因此，筆者認為，第一則童話中偏向寓言化的處理，雖作為開場清晰易懂，卻也在某種程度上壓縮了女性美貌議題本身的複雜性，使其少了些可供辯證與反思的空間。
關於性……
「為什麼總是女孩被傷害？為什麼總是女孩在擔驚受怕？」阿耳聲嘶力竭地向弓箭發問，也彷彿向這個世界拋出質問。
當血潮捲過一個女孩的童年、染紅床單之際，女性一生所必須面對、關於「性」的重重關隘，便在瞬間顯形。第二則童話描繪了一個全由女性組成的村莊，她們被嗜血的狼人族群環伺，於是，身邊的物件獲得生命、開始說話，成為保護他們的角色。為了不引來狼人，女孩二（王詩絮 飾）不斷被告誡不可出門，也不可說出「月經」、「衛生巾」等詞語。如是的禁令，令人聯想到伊芙．恩斯勒在《陰道獨白》中所揭示的：女性的陰道與生理現象被消音、被各式代稱取代，彷彿女性的生殖器官本身就是危險且不潔的存在。於是，我們不敢談論性，也不敢細看自己的身體，彷彿它從不是我們的一部份。
毒性往往潛伏於最深的愛之中，並在世代傳遞間，悄然扼殺一個女孩生命的可能性。劇中反覆出現的床單，象徵亞洲家庭中女性長輩出於保護與愛所給予的諄諄告誡——它們無意識地成為枷鎖。無論是月經來潮不可拜拜、不可入廟的傳統禁忌；歷史敘事中將政權更迭粗暴歸咎於紅顏禍水的說法；抑或是意圖消除女性性快感、對女孩施行陰蒂切除的女性割禮（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FGM），皆是將這則童話寓言解壓縮後，所能延展、連結到的壓迫現象。
相較於第一則故事中的男孩，以及第三則故事中的牙仙子，筆者認為第二則童話中的狼人（星怡 飾）是全劇最具層次的反派。儘管在結局中，狼人撕碎床單、欺騙女孩二，迫使她在月圓之夜悚然奔逃，但他努力吞嚥口水、壓抑慾望的模樣也被星怡生動地演繹出來。過程中，狼人一面扮演著「只吃衛生巾、不吃女孩」的溫馴角色，與女孩二嬉戲玩樂；另一方面，卻暗地撕裂其他女孩的身體。也許他到底不是特別的，血性與狼性本就銘刻在骨子裡，只因對女孩二有愛，或對自己身為狼的本能稀裡糊塗不甚了解，而走了這麼一遭。
何謂「更好的」女性敘事？
除了嵌入童話故事戲中戲帶來的豐富意象結構，阿耳與弓箭的對白，更呈現了她作為一個女性及女性主義的創作者，是如何不斷自我辯證，在「自己想表達什麼」、「文本會塑造什麼樣的敘事、概念」及「觀者／讀者會如何理解作品」中反覆琢磨。最後弓箭告訴阿耳：溫暖正向亦是好的，女孩沒有一定要等待或對抗，也可以探索或成為。
當代酷兒理論總會談到「收編」一事，我認同弓箭所說，溫暖、正向而普世見容的女性敘事，並不代表女孩就被收編，正如我們該當相信這個世界上總有一部份的女性是發自內心地夢想成為家庭主婦，刻意要沿著僵化的規則逆行，反而才會造成造成另一種壓迫——將「反抗」本身，變成面對父權唯一正確的姿態。
然而，也正是在這裡，我對作品的選擇持保留態度。弓箭所提出的「溫暖正向」，在劇中被置於一個近乎結論的位置——彷彿它不僅僅是一種可能的取向，也是相對正確的答案。從台詞的直白與明確程度，可以看出編劇傾向此一立場：比起阿耳一開始黑暗、激烈，帶有偏執色彩的童話，編導更肯定一種溫和、內斂，經過沉澱與過濾的表述方式。
當溫暖正向被設定為理想的出口，它也無意間傳遞出另一層期待——女性即便在為自身經驗、創傷與憤怒發聲時，也應該顧及他人感受，保持語氣柔軟、姿態得體。這樣的核心概念，似乎噤聲了某種受創的狀態，認為強烈的情緒、尖銳的語言，本身就是需要被修正的問題。
但不是所有傷害都能被溫柔轉譯呀！有些惡意就是不該理解和包容。很多時候，黑暗、偏激或遊走在前線與邊緣地帶的書寫者，才是不斷幫人們拓寬思考的先鋒。若女性連「如何為自己出聲」都必須小心翼翼、符合訓誡，那麼這種看似正向的敘事，也可能是將規範換了一種柔軟的形式延續。
《騎摩托的阿耳忒彌斯》為女孩們走了好多步，有幸參與這段披荊斬棘的過程是筆者的福份，也希望能看著這些充滿能量的劇場人越走越遠。演後座談聽觀眾與主創團隊熱烈地回饋交流，感受到在乎劇場與女性的人們重疊在這裡，以作品為媒介、載體，看見彼此如何相類又相異，想將未來形塑成更加涵容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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