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old Pinter的劇作以沉默和角色間的心理張力著稱，其作品偏詩化與抽象。其1968年的短篇《沉默》（Silence），透過三位角色的記憶碎片，進行一場關於錯過的非線性敘事，對新晉導演雷翰賢而言，無疑是一次高難度挑戰。劇目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的黑盒劇場上演，演出與觀眾的距離雖然在物理上拉近，然而其舞台在設計上的隔絕，還有演繹方式的低氣壓，卻不斷為觀眾營造心理距離。
劇本內容圍繞著一名女子Ellen以及與她生命交錯的兩名男子Rumsey和Bates，沒有傳統的起承傳合，三個人物在各自的時空中獨白，偶爾對話，但更常的是彼此話語的錯位與落空。兩名男子的對白用詞，以至憶述與Ellen的故事，顯現出極大落差：Rumsey為人享受寧靜，談及山邊、雲與天空，似是生活在鄉間；Bates用詞粗俗，流連酒吧，似是城市人。三人追憶著逝去的青春與模糊的情感，每人的言辭偶有重複，所以無法驗證事情是否處於「過去」或「現在」，即使認為是角色想像中的「未來」也無不可。
事實上，劇本沒有詳細註明角色的背景，配上模棱兩可的台詞，相信導演及團隊在尋找角色的風格時下了一番苦功，譬如劇本有提過Rumsey到山邊去，有修補家具，飾演Rumsey的朱勇就被賦予一個類似「花王」的身分，在演出時修剪花草，甚至在開場時跟觀眾互動；飾演Ellen的郭爾君是青春少艾，不時在化妝；相比之下，飾演Bates的黃慶堯，則在演出大部分時間維持半坐半躺的姿勢，顯得過於靜態。一張梳化和電視機是他身為城市人的象徵，但他在處理大段獨白時，無論是聲線的起伏，還是身體的姿態，都缺乏足夠的變化與層次。這是一個有趣的反轉，當了解劇本如此模糊時，演員的「有事可為」成了演出的支點，我觀劇時反而不時停駐在沒有支點的Bates 身上，並期待他在後段有相對不同的演繹。當期望落空時，能量就只聚焦在其餘兩位演員身上，並使演出效果打了折扣。
導演在舞台空間的處理上，幾乎是教條式地遵循Pinter在劇本中「三個區域」（Three areas.）的舞台指示，將舞台物理性地一分為三——三個演區由兩條木條分隔，中間煞有介事地預留一道門的空位與形狀——似乎可以讓三位演員穿梭另外兩個空間。向好的方面形容：此舉將角色被記憶囚禁的狀態，直接具象化為舞台景觀，內心的隔離對照現實的隔離，成了三座無法溝通的孤島；但在觀眾的角度來看，這削弱了對演員行動／心理行動的想像，譬如，Rumsey與Bates之間有何張力？他們望著Ellen與另一位男士互動時，會有何種反應？當場中只見到「三個區域」自說自話，加上演繹也是壓制到一個低氣壓的地步時，就會呈現出一個缺乏動能的演出。
此外，我本以為那兩道「門」會經常被「開啟」，甚至演員可以走到「牆」邊靠依，藉著進入或想像另一個空間，對敘事產生不同的影響，但實際上只有Ellen穿梭「門」去找過Rumsey，次數屈指可數；Bates與Ellen也只靠電話溝通，角色間的見面與互動被減至最少，「門」便從一個充滿敘事可能性的設計，退化為一個功能性的佈景：觀眾看見了「隔離」的結果，卻未必能感受到「隔離」過程中所蘊含的張力和拉扯。
總體而言，《沉默》在劇場性上略顯保守。這或許是對文本的敬畏，未來的挑戰，或許在於如何在理解文本精神後，敢於在調度上「不忠於」字面指示，從而更深刻地呈現其內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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