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盒劇場作為香港話劇團發揮創意之場所，旨在探索戲劇形式之邊界。由黎曜銘編劇；陳沛淋導演的《人間》在黑盒劇場演出，以「下山事件」的改編呈現抉擇之掙扎。
文本特區介乎黑盒劇場與讀劇劇場之間，以呈現劇本以及探討劇場邊界作為重心。三個星期的排練期限使文本內容成為表演的重中之重，而舞台效果則成為次要。作為一個不完整的演出，在缺少其他元素潤色及補全舞台的情況下，劇本內容必須經得起推敲。
《人間》根據日本國鐵三大謎案之一的「下山事件」進行改編，敘述下山哲人與黑木榮作相遇、相識、相離的過程，並以二者之關係變化作為主軸。戰後日本，社會的大環境動盪不安，急速劇烈的轉變造成物資短缺、大量裁員等問題。處於失序狀態的日本政府受美國推動變革，而國鐵裁員事件亦以此作為起因，逐步引發種種矛盾。
歷史改編的劇本，往往需要編劇拿捏真實與虛構的界線。而《人間》選擇改編「下山事件」，犧牲部分真實性，而以原創性補足。編劇黎曜銘亦言：「其實藝術作品就是藝術作品，他們都是一心想講好故事，反而歷史呢，就可以稍微放在一旁。」[1] 作品選擇以下山寧死不屈作為故事之結局，進一步刻畫此劇對「抉擇」之探討。
誠然，《人間》在香港之當代意義顯然易見，在充滿矛盾的世代如何作出抉擇和理解抉擇，都是現當代香港人需要面對的議題。七秩過去，他國歷史竟與演出所在的當刻重疊，世界如常運轉，那麼齒輪一般的我們是否有所選擇？《人間》似是以雙雄作為主線敘述，身穿黑衣、瘦執黑棋的黑木並非完全處於下山之對立面。透過黑木榮作與下山哲人之間的拉鋸，從兩位同道中人的惺惺相惜，到立場轉變的無可奈何，最後作出抉擇的分道揚鑣，顯示了脫離非黑即白固有思維的另一理解。
然而，雙雄敘事之於《人間》而言是否必要，抑或成為另一種限制，此問題似乎有討論的空間。《人間》既然以抉擇作為故事核心，是其主要帶出的訊息，亦是此劇之使命。身為主人公的下山寧死不屈、捨生取義，勾起在場觀眾的共情。心中懷有大義的下山，以國鐵員工的福祉為重，為此董道不豫，為庇護這些在裁員風波下戰戰兢兢的員工，即便「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於他看來，人非草木，絕非棋盤上可被量化的棋子。與之形成對比的則為以大局為重的黑木，黑木絕非無情功利之人，然而作為政治人物，比起理想主義，他更著重於實際成效。雙雄敘事的好處，便是能將觀眾帶離下山的視角，而重新思考不同選擇背後的理念。二人的根本理念或許並無衝突，然而最終卻作出不同的抉擇，這也許便是雙雄敘事的優勢——突出、對比二者的同時並不偏頗其中一方。
只是，回到「文本特區」受製作限制的情況下，九十分鐘內，不但要呈現二人的心理變化和劇情推進，更要加插其他人物的故事，雙雄敘事便顯得畫蛇添足。森田嵐、赤塚五郎等角色，與下山、黑木形成小隊一般的存在，他們的故事亦成為整個敘事的脈絡，補足了時代背景以及角色們的行為動機。劇本更要透過工會、政府、商界間的角力，呈現眾人選擇的複雜性。當劇本需要同時處理兩位主人公的故事線時，導演與編劇需要巧妙分配時間與空間。編劇將黑木的份量提至與下山不分上下的地位，反而導致呈現效果未如預期。從舞台安排上，我們可以看到導演刻意運用蒙太奇手法去表現黑木與下山的經歷。然而，當故事來到尾聲，下山作出決絕的選擇後，劇情又回到黑木的第一身視角，使情感衝擊被迅速冷卻，結局黑木回想昔日戰友的一幕亦變得貓哭老鼠，削弱了故事的戲劇張力。
當然，《人間》既然以人性、抉擇作為敘述的重點，雙雄敘事更能體現兩位主角選擇背後的理念衝突與平行。而若單一視角能更好地呈現劇情時，我們可反思雙雄敘事之必要性，以及雙雄敘事下如何能有效分配劇情，從而貼合劇本的核心理念。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