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
科索沃（Kosovo）的劇場起步較晚，首批戲劇團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出現。誠然，這遲來的起步與各種歷史和政治因素息息相關，包括該地區所曾經歷的戰爭和外國佔領。由戰後至六十年代初，這裡的早期劇目大多以游擊戰為母題。這種戲劇以意識形態為主導，富宣傳性，旨在配合當時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主旋律，弘揚「黨的願景和理想」，並展現游擊隊和共產主義英雄，在對付德國人和國家資產階級等敵人時的勇氣。[1]
在一九七〇年代，科索沃的劇場迎來了新力軍，事緣一群主要在前南斯拉夫其他首都[2]（如薩格勒布、盧布爾雅那和貝爾格萊德）接受教育的新一代戲劇創作者回到了科索沃並開始工作。一般而言，七十年代被視為整個前南斯拉夫（包括當時的科索沃）劇界欣欣向榮的時期。這是一段劇場及其美學上的實驗期，屬於全球劇場潮流的一部分。
然而，隨著南斯拉夫的政治氣候生變[3]，科索沃劇界看待社會和政治現實的視角也面臨調整。在一九八〇年代，政治劇場面臨新常態，模稜兩可與加密的舞台語言當道。為了避開審查，創作者發展出一套專屬於劇場的符號與代碼，並藉此跟在地觀眾溝通。這些劇作建基於雙重意義：一方面是可見而具體的，以應付官員和審查方；另一方面則是隱藏而編碼的，唯有阿爾巴尼亞裔[4]觀眾能理解。
八十年代末，南斯拉夫解體的浪潮波及科索沃。科索沃阿爾巴尼亞裔人對自由和平等的政治訴求，遭到貝爾格萊德（Belgrade）[5]的殘酷鎮壓。在那個時期，若干劇場藝術家遭到監禁，若干劇作在首演前就被禁演。這些巨大的政治動盪，加上一九九〇年代初塞爾維亞米洛塞維奇（Milosevic）[6]政府的高壓統治，使得科索沃的劇場籠罩在陰影之下。大多數劇院被關閉，或交由米洛塞維奇的爪牙管理。阿爾巴尼亞裔演員、導演和工作人員被解僱，由塞爾維亞人取而代之。
科索沃國家劇院
儘管時局艱難，此地卻見證了史上最令人欽佩的劇場故事之一。整整十年間，科索沃的一切文化歷史，全由一座名為「多多納」（Dodona）的小型劇院承載著。該劇院位於普里什提納市（Prishtina）的邊緣，作為一所兒童和青少年劇院，它並未引起米洛塞維奇政權的「關心」。這座劇院只有167個座位和一個小舞台，卻能在一天之內招待大量觀眾，舉行多達五種不同文化節目，涵蓋劇場表演、書籍推廣、搖滾音樂會、展覽及其他文化活動。
多多納劇院主要製作喜劇，偶爾也會上演世界名作。在暴力橫行的氛圍中，這座劇院空間成了一片小小的綠洲，孕育出人們的「抵抗精神」。後來，人們稱這座劇院為「反抗女神」（muse of resistance）。多多納劇院賦予了科索沃人尊嚴，對沖掉了塞爾維亞警方和準軍事組織對人民的恐嚇，乃至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所承受的羞辱和非人化。
在1999年科索沃戰爭[7]期間，大多數阿爾巴尼亞裔藝術家被驅逐，以難民身份留在阿爾巴尼亞共和國和馬其頓共和國（今「北馬其頓」），他們一部分人給難民營中的兒童和青少年製作戲劇。多多納劇院，當時被稱為「流亡中的多多納」，為難民重新上演了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作品《觀眾》（Audience）；而在阿爾巴尼亞的難民營中，另一組藝術家則上演了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1996，Fadil Hysaj執導，多多納劇院）
戰爭結束後，1999年6月，科索沃的劇院鼓足幹勁，重新開展公眾活動，然而戰爭的創痛仍揮之不去。戰後首批在科索沃上演的劇作，其中一齣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Hamlet），由英國導演大衛．戈薇德（David Gothard）在國家劇院（National Theatre）舞台上演出。《哈姆雷特》蔚為大觀，向阿爾巴尼亞裔觀眾呈現了復仇的兩難。在一幕新增的場景中，劇中一位演員向觀眾講述了一段個人經歷。在戰爭期間，他被塞爾維亞士兵綁架，遭到毆打，然後被要求背誦某些莎士比亞的作品。這位演員選擇了《哈姆雷特》裡的「生存抑或毀滅」（To be or not to be），箇中兩難正好與他當時面臨的困境相呼應：我將會死，還是會活下去？
戰後的最初幾年，大多數創作者避免談論戰爭主題，充其量是非常間接地提起它。年輕導演貝基姆．盧米（Bekim Lumi）製作了尤內斯庫（Eugene Ionesco）的劇作《課堂驚魂》（The Lesson），其主角神似希特拉，最終施行謀殺的椅子上還放了大衛星[8]。這部劇的主題和形象固然是世界通行的，但對於阿爾巴尼亞裔所受的戰爭之苦，這個版本暗示得尤為明顯。這部製作被科索沃評論家視為戰後最佳的劇目之一。導演貝基姆．盧米（現已去世）一直是科索沃劇界的領軍人物，他帶來了嶄新的美學，以及仰賴身體性和視覺性的強烈舞台形象。
科索沃戰爭結束後，劇場為全新國家身份的建構過程發揮了非凡作用，廣泛推進了科索沃重要的社會和政治辯論。關於身份、多元文化、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裔（科索沃）的對話與和解、戰爭罪行、性別議題和腐敗的種種劇作，激發了科索沃知識圈的熱烈討論。如是者，劇場成了國家民主發展的強力推手。
九十年代科索沃的劇院製作陷入低潮，這無可厚非地帶來了後遺症，尤其是對於老一代導演。戰後絕大多數的劇作，其美學既過時，處理議題的方式也追不上當下的政治和社會敏感度。幸好，近年來科索沃劇界已加強動員和合作。劇院經理們一同工作與遊說，樂於交流技術和藝術資源。他們促成了一眾劇院的聯合製作，亦參與了劇院間的協辦活動，為劇界注入強心針。此外，新一代導演也逐漸開花結果，年輕導演如Agon Myftari、Erson Zymberi、Blerta Neziraj、Kushtrim Koliqi、Zana Krasniqi、Alban Beqiraj、Iliriana Arifi、Besim Ugzmajli、Butrint Pasha、Kaltrim Balaj的優秀原創作品標誌著新風尚的來臨，也成就了科索沃的劇場品牌。
今天科索沃劇場創作的與別不同之處，在於它對政治主題的敏銳度，以及其直接、對抗性甚至攻擊性的表達方式——有些表演甚至需要驚動警力駐守劇院內外。此類政治（甚或政治不正確的）劇場已然形成了自己的觀眾群，主要是年輕人。事實上，科索沃劇場的觀眾約80%是年輕人，即五十歲以下的世代。
《55 Shades of Gay》（2017，Blerta Neziraj執導，Qendra Multimedia製作）
除了國內的角色，科索沃的劇場也致力於區域性的和解與和平建設。來自科索沃劇界的演出，特別是劇團「Qendra Multimedia」的作品，經常在貝爾格萊德和塞爾維亞其他城市上演——奈何這些演出大多仍需要警方保護。科索沃的劇院同樣歡迎來自塞爾維亞的演出。科索沃劇院展演（The Kosovo Theater Showcase）和SEEstage皆是由科索沃起動的劇院平台（一為實體，一為線上），如今已成為區域性的力量，並邁向更遠。出乎意料的是，當對劇院和文化預算的削減大行其道，科索沃卻反其道而行，大幅增加文化預算，不遺餘力支持獨立文化活動。這無疑為科索沃劇界注入了新動力，讓它一步一步走出孤立之殼，擺脫因外交身份與國際政治地位受限而蒙受的不公正待遇。
綜觀八十年來的歷程，科索沃劇界發揮了卓著的文化、社會和政治作用。它的角色在九十年代尤其重要，事關當時正值種族隔離，以及塞爾維亞對阿爾巴尼亞裔人的鎮壓。如今，距離科索沃戰爭已二十五年，隨著過去的重大劇變和創傷淡去，科索沃劇界重新回歸自我，對公眾敞開大門。目前它面對的挑戰，主要聚焦於管理政策上的轉型，釐清劇場與國家權力的關係，以及重塑跟新一代互聯網觀眾溝通的方法。
（照片由作者提供）
（中文翻譯及編輯：杜偉航）
[1] 1945至1990年間，科索沃的正式名稱為「科索沃社會主義自治省」，是南斯拉夫境內塞爾維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兩個自治省之一。南斯拉夫共產黨在二戰期間，以游擊隊之姿積極抵抗納粹德國，故相關事蹟在南斯拉夫建國後成為官方宣傳上的主旋律。
[2] 南斯拉夫為聯邦國家，由六個成員國組成，「其他首都」是指科索沃以外其他南斯拉夫成員國的首府，包括克羅地亞（Croatia）的薩格勒布（Zagreb）、斯洛文尼亞（Slovenia）的盧布爾雅那（Ljubljana）和塞爾維亞（Serbia）的貝爾格萊德（Belgrade）。
[3] 1980年，南斯拉夫的強人領袖約瑟普．鐵托（Josip Tito）逝世。此後南斯拉夫財政債務問題日益嚴重，聯邦內區域發展不平衡，各民族的分離主義加劇，抗議活動與政治審判此起彼落。
[4] 阿爾巴尼亞共和國（Albania Republic）為南斯拉夫以南的另一社會主義國家，與科索沃接壤。科索沃雖為南斯拉夫塞爾維亞的自治省，人口卻以阿爾巴尼亞人為主，故造成長期的分離主義傾向。為免混淆，本文將稱居於科索沃境內的阿爾巴尼亞人為「阿爾巴尼亞裔」。
[5] 南斯拉夫與塞爾維亞的首都，代指當時的中央權力。
[6] 第一任塞爾維亞總統，主張「大塞爾維亞主義」，力阻南斯拉夫解體未果，對科索沃的分離主義保持強硬立場。
[7] 1996至1999年，科索沃解放軍（Kosovo Liberation Army）為爭取獨立，持續與塞爾維亞軍隊發生激烈衝突。1999年3月24日至6月10日，北約介入，對塞爾維亞進行空襲，迫使後者撤軍，戰爭歷時七十八日。
[8] 猶太教和現代以色列的標誌，二戰期間納粹德國曾要求所有猶太人配戴大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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