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書寫——評秀琴歌劇團《安平追想曲》、《鳳凰變》
文︰陳韻妃 | 上載日期︰2023年5月23日 | 文章類別︰四海聲評

 

主辦︰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演出單位︰秀琴歌劇團 »
地點︰臺南市立臺南文化中心演藝廳、臺灣戲曲中心大表演廳
日期︰25/12/2011 2:30pm, 15/4/2023 2:30pm
城市︰臺南臺北 »
藝術類別︰戲曲 »

臺灣的歌仔戲團秀琴歌劇團,團長張秀琴(1963-)起初成立於臺中,後在臺南登記立案,是民間戲班。主要營生來自各地寺廟的酬神慶典,邀請演出外台歌仔戲。劇目多沿襲以前古路戲或胡撇仔戲文,但不放棄精緻藝術化目標,依舊追求大型的劇場作品。

 

2005年在臺南,他們結識現代戲劇背景的學者王友輝,展開合作。王具編劇、導演、演員能力,先後為劇團創作《范蠡獻西施》(2005)、《玉石變》(2008)、《安平追想曲》(2011)和《鳳凰變》(2023)劇本。其中《安平追想曲》、《鳳凰變》以臺南府城為地理上的空間,透過土地書寫,表現臺灣特色。

 

所謂土地書寫,指以一方水土的人事物作為探討對象,可區分為外在性,一地的物質狀態,如自然地景,人文風貌;內在性,一地中人之思想狀態,如思考、心靈活動。書寫者必須兼顧外在性和內在性,以達全面了解[1]

 

兩劇用的土地內容,除了外在景觀、古蹟等硬體建樹,更注重其上生活的人,且所演之人,不選功臣將相,而取不具卓越名聲者、平凡人為主角,尤其凸顯女性,極力描摹他們的情事,作為個人價值所在,以及與土地聯繫的憑藉。

 

一、《安平追想曲》

 

《安平追想曲》(下簡稱《安》)靈感來源,編劇一方面考量劇團立足點,二方面思考如何處理當代民間傳說題材,最終從臺語流行歌《安平追想曲》開啟在地想象。

 

劇情敘述臺灣1910至1940年代日治時期,臺南安平地區,金氏大戶人家母女金玉梅、思荷各自的戀情,與二女有關之人、金家養子玉祿,以旁觀者、親屬角色見證她們的緣起緣滅,以及自己感情和未來的歸處。

 

(一)土地之物質和情思

 

《安》的舞台美術、影像,根據故事地點,設計了安平港、市街、關帝廟、臺南大舞台的道具和畫面,作劇中的環境;再從地景延伸出意象,如港邊「海」景、街道寺廟戲院的「藝」閣陣頭和唱「戲」活動,流動大海和大眾文娛比喻人的情感、生活之漂泊無依與安穩定著,於是物質空間和情思表現彼此關連。

 

本劇是新編戲,卻有浪漫淒美的古典情感模式。一因昔日時空的設定,容易產生復古情懷,二是編導有意識地採互文手法,用經典片段與《安》相互註解。古典的情感模式,是情深終不悔,如一見鍾情,女性如望夫石等待,男性癡情默默守候,並逾越禮教倫理規範,所發深刻力量。這在傳統戲《許漢文遇烏白蛇》(即《白蛇傳》)、《紅鬃烈馬》、《薛丁山與樊梨花》、《陳三五娘》與《梁山伯與祝英台》都得見,來形塑金氏母女之堅心,金玉祿的執著情性,因此情感成為特點,又增添美感。

 

此戲與其他劇作,情節上也有互文作用,減少陳述支節。比方金玉梅和荷蘭船醫達利、思荷與富家子林志強之戀,藉前述《許》、《梁》等戲,表示男女出身地位差距大的戀情不可能有結果。它擷取戲中戲的關鍵,淡化敘事或不演衝突,留很多篇幅供人物演唱用。

 

(二)土地的樂聲

 

《安》以「歌仔新調」作宣傳,指不同藝術形式——歌唱(歌仔戲)、戲劇(話劇)和舞蹈同台的嘗試,也是音樂融合多種曲風之意,主題概念和抒情性相當鮮明。

 

這齣戲使用的歌仔戲曲調,按照深淺程度分為三大類:

 

首先是傳統曲調。一為戲中戲所用,原本曲子居多,接近原樣呈現,隱喻人的感情和關係;二配合劇情的需要,拼貼舊有歌仔調,如第一場《迎媽祖》用《雪梅思君》急轉《大調》頭句接《串調》組成,曲速急緩不一形成錯落有致的效果。

 

其次新編曲調。用來抒情、講唱說理,結合再現手法。如《那個人》和《落雨聲》各在上下半場出現(下半場《落雨聲》,換名《日日春》),作定情或情境提示,同支曲子異詞重覆,來暗示人物異身同命的相似性。

 

最後引用其他音樂。因臺語歌謠《安平追想曲》(「身穿花紅長洋裝」)歌詞所言地點一樣在安平,義大利歌劇《蝴蝶夫人》(用第二幕〈晴朗的一天〉)是異地同樣情愫,皆與本劇意境相近,故轉化二者成主題樂音。當主題曲響起時,隨著流浪舞蹈劇場水手、少女造型舞者翩翩起舞,為全劇定調和揭示情感走向。

 

這戲對哭調的用法值得注意。歌仔戲哭調,一般用在生離死別,表現人的心緒遭受強烈衝擊。然此用《臺南哭》、《都馬哭》、《運河哭》,不一定有強烈情境,更多是表達一種感覺、情懷、思緒,像流行音樂的悲傷情歌,總是越發扣人心弦,吸引聆聽。其中《臺南哭》名稱,一如啟發本戲創意契機之流行歌《安平追想曲》,都具有在地人文地景般的意涵。而《臺南哭》、《都馬哭》次數為最,廣泛拼貼其他曲調,即使在歡欣段落也有其痕跡,微不可察但無所不在,為全戲定下悲淒基調。

 

戲曲幕後合唱功用,或評述劇情、純粹敘事,或加強抒情,這裡以後兩種為主。採用聲樂和戲曲女聲分組擔任不同工作;聲樂合唱主要負責非戲曲曲調,因其發聲利於營造波瀾壯闊的氣勢,當劇中人面對挫折阻撓時,此時出現的聲樂像命運警鐘,聲塑出人不能抗衡的人生無常;戲曲合聲演唱歌仔戲,本嗓唱法,詮釋熱鬧場面、情感滋味或戲劇張力;這在同一曲中顯而易見,如第一幕第一場《迎媽祖》分唱前後段,又第一幕第三場《落雨聲》和第二幕第三場《日日春》唱法對比。兩種合唱各司其職,交互變換對人物、場景的作用。

 

《安》音樂充分發揮敘事、抒情功能,結合他種樂聲豐富聽覺,又保留傳統曲調,觀眾熟悉之餘,亦有新穎感受。

 

(三)歌仔戲演變脈絡

 

《安》取材自臺語歌《安平追想曲》,都有兩代女性情事和行船走海意象;用經典戲文,隱喻關鍵情節和感情觀,新舊作品間依附性很高。如果《安》僅止於此,那麼只是個翻版,單薄且缺獨立性,但加了戲班之事和歌仔戲演變,形成有別前揭歌謠和舊作的特色。

1910年代臺灣的演劇生態,因宗教民俗迎神賽會和大眾平常娛樂愛好,所以演藝蓬勃盛行。《安》戲中戲情形,緣於這樣背景因素,除與劇情主線互文外,進一步要改變意蘊和帶入劇種脈絡。

 

前一項將原歌謠寄託於遠方人兒/他者的情感和「海洋」漂流的意象(不可靠、不穩定成分),轉到戲班與演戲者賴「陸地」維生之上,進而肯定腳下方寸為人安身立命、生命落實的居處。

 

後一項是,當時可見北管、京戲等多種表演,而歌仔戲方具雛形,隨著時間過去,它吸收其他劇種長處厚實自身內涵,逐漸脫離小戲形態進展成大戲。《安》回顧歌仔戲落地掃(沿街走演)、外台(戶外搭台)、內台(室內戲院)等簡單地脈絡,以迄當下觀眾正在看的現代劇場《安》劇,表明劇種的變化仍在進行,也是土地的人文寫照。

 

二、《鳳凰變》

 

《鳳凰變》當初並非設定歌仔戲形式演出[2],幾經周折,最終在今(2023)年由秀琴歌劇團搬演,臺南的劇團演明鄭時期(1661-1683)府城之事,確為相得益彰。

 

本劇主述1662年明鄭政權延平王鄭成功之世子鄭經退守來臺,建立東寧王國後的權力之爭,從中側寫鄭氏家族三代女性。鄭經與弟乳母私通,生庶長子克𡒉。其後無心政事、縱情聲色,任命克𡒉為監國理政。鄭克𡒉是非分明、秉公處理態度招致權臣馮錫範等人不滿,發動東寧之變,克𡒉死,眾人推立鄭經次子克塽繼位。

 

(一)土地之物質和情思

 

戲名《鳳凰變》,鳳凰指鳯凰樹,因臺南府城為故事所在,該樹是當地特色花卉樹種,自荷蘭人經略時(1624-1662)即栽種至今,有「鳳凰城」美稱,故用來命名和作劇中意象。

 

自然本不牽涉人世紛爭,但戲裡鳳凰花的盛放凋零盡是人情、變化之比喻。舞台和影像美術運用此植物,台上呈現斑斕的花紅景象;戲名加一「變」字,即變局意思,燈光設計注意到這點,在瑰麗植物佈景投射藍或紫等比較暗沉的燈色,便如蒙灰般昏明。此花樹的舞美形象,因著劇本延伸意涵,色彩不再鮮豔、充盈生氣,又草木開謝循環對照人世滄海桑田,更顯生命永恆性。

 

戲中描寫兩段婚外情和正規婚姻,表現已婚者對感情的執著。前者是鄭經和陳昭娘,始亂終棄(昭娘被董太夫人處死,結束亂源象徵),但鄭經對她念念不忘,為其性格增添些許溫情;後者是克𡒉和陳克華之女,夫妻情深,也埋下陳氏隨夫赴死的必然性。然無論上述任一段情,都一眼即知的明白定局,很難讓人產生綺麗遐想,深情而已,卻不動容。

 

(二)音樂

 

《鳳凰變》劇情和歷史、政治相關,戲開始〈序曲 羊羔失恃〉即敷演鄭經亂倫一重要事件,遙相映照後面王朝人事亂象,因此以本場作音樂上主要觀察。

 

這場是主角亂倫生子,要面對父權的懲處,於是喜憂並置。設計者拼貼曲調,如這裡《串調》、《雪梅思君》,將不同節奏、性質者合併成新曲,呈現悲喜交集情懷和快慢起伏的樂曲。

 

設計者善於聲情對比來烘托氣氛。一是演、唱(唸),像董太夫人掙扎是否按王爺之命處置亂倫三人時,其唸白語速不快,然伴奏是「緊打慢唱(唸)」的搖板,如催命符般逼人下決定,肅殺之感隨即成形。二演奏曲,如陳昭娘死亡,進一小段喜慶曲,接著響起重節拍打擊樂,然後是鬼魂行路曲子和哭調,喜喪事交錯間,造成情境巨大落差。三是樂器,如開場幕後合唱類似臺灣恆春民謠《思想起》,伴月琴彈奏,彷彿說書人聲口講起遙遠之事,但配以打擊樂器,斬釘截鐵地斷裂感覺,整曲便不像原本民謠舒緩音調。

 

另外本場有死別情節,用哭調來強化情緒。如果《安》中哭調是療傷止痛的悅耳情歌,那麼《鳳凰變》哭調便是真切地悲鳴。冥間魂魄念子唱《大哭》和《臺南哭》,陽世思親嘆《都馬哭》,無不是孺慕之情。而昭娘鬼魂唱《臺南哭》,曲名含本地元素,似其徘徊幽明縈繞府城不散,為東寧王朝啟奏不祥哀音。

 

整體音樂屬於莊重風格,用拼貼、對比作法,表現兩難處境和山雨欲來的氛圍,喜事伴隨不安樂音,哀事越加悲愴,充滿亂離之音。與《安》人間煙火、庶民化樂風截然相反。

 

(三)歷史劇寫法

 

本戲用戲劇筆法寫歷史人物,藉小事展現性格差異,產生激烈衝突。例如鄭經之於郊外射獵,鄭克𡒉如何處理北園別館貪污案等,都顯示個性特點。最明顯是克𡒉遇害,祖母董太夫人和𡒉妻陳氏爭辨女性該維護集體發展或忠於自己,二者圓和、銳敏而針鋒相對,也鋪墊陳氏就死的動機,十分精彩。但陳氏縊死場次,為發揮角色飾演者當家小旦莊金梅唱功,安排很多唱段,可唱詞接近文藝式、哲理化,沒有臺語語感和戲曲韻致,且文意再三陳述因何選擇死亡,聽久令人不耐。簡言之,小事凸顯人的性情,躍然於紙上記載,不強調豐功偉業,使淹沒於事中,是「戲劇中的個人真實」。

 

此為新編歷史劇,取材史實為本,各場不像紀事本末體般堆疊事件[3],而以觀點統一情節,加以鋪陳,故事首尾完整。戲裡概括東寧一朝的敗因是,個體微小舉措,引發蝴蝶效應,造成混亂。分布三方面:一是起始,人理倫常,上一代亂倫導致後代血統有污點;二是延伸,政務人事,鄭經世子時嗣位爭勝,其繼位後內部有多重掌權者,朝中軍政傾軋頻仍;三是隱喻,政治秩序,東寧一朝以臺灣為根據地,奉明永曆為正朔,打反清復明口號,終非正統。所以全劇以亂倫為源頭,而至王朝各方面,充斥亂象。如吊於舞台上空一大一小宮殿形製道具,木構屋頂完整,屋身垂墜若干素白長布條,傳達「外殼雖具內裡已虛」之意。編劇以個人觀點剪裁史料,建構出「戲劇中的歷史真實」[4]

 

三、結論

 

《安平追想曲》和《鳳凰變》選生活、歷史為題材,本地過去時期的中心地區──臺南府城作故事空間,用土地書寫方式,兼及外在的地景風貌、內在的思考活動等層面,創作臺灣特色的當代歌仔戲。

 

兩作與社會的集體記憶、生活環境相關,而對現代的意義為何?若按群體裡的大小個體來看,首先是編導,這滿足其處理特定主題的願望,以及嘗試戲曲的形式實驗;其次演出團體,兩齣戲都以臺南為主要地點,劇團亦隸屬當地,有助建立「地方品牌」形象;再次,戲調動觀眾的時代情感、回憶,不只為懷舊回到從前,愈要表明時間乃一連續線軸,昨往、今來、復明日只是人為劃分,每個時刻實則緊密關連。清楚地認識過往,更好調整下一步走向;最後對臺灣而言,在地文化展示獨特性,當面向世界發聲,適足說明我們何以是此,於是存在。

 

 



[1] 觀念轉化自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社,2001),頁227。

[2] 2000年左右,王友輝應國光劇團邀請,構思臺灣題材、京劇本土化的企劃,2002年初完成《鳳凰變》劇本。但因故未能與該團合作,遂束之高閣。後來這劇本有過讀劇(2004年第二屆臺灣國際讀劇節,截取40分鐘,由秀琴歌劇團用歌仔戲唱唸演出)、話劇(2012年,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形式在劇場發表,然以戲曲演法搬上舞台,至今始得見。

[3] 紀事本末體,史書體例之一,以歷史事件為綱,重要的史實分別列目,獨立成篇;各篇又按時間順序來寫,可以補紀傳(以人為主)、編年體(以年為主)的不足。

[4] 王友輝,《安平追想曲——王友輝劇作選輯》(臺北:新銳文創,2022),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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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