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津珏 | 上載日期︰2021年11月22日 | 文章類別︰月旦舞台

2021年11月

 

有這樣的一個講法。

 

荷里活科幻作品不乏時空穿梭橋段：主角乘時光機或爬進時光隧道，回到過去探索懷緬。但原來這種已幾乎被濫用的故事元素，幾乎清一色（或者更是缺一色）地沒有黑人為主人翁。Sherronda Brown說「黑人不會／能回到過去」差不多就是社群之中的共識。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美國黑人歷史是個大悲劇，回到過去，要不就是被殺被抓為奴，要不就是處處受到比當下更不平等的待遇。[1]看畢文章，竟然有一點點感同身受，原來對有些人而言，根本就沒有good old days，只能前進，只能進步。我想，本地的獨立音樂圈，甚至是其他次文化耕作者，或多或少能產生共鳴。

 

這種類比故然粗疏，但據過往二十餘年的體驗，普遍香港人心態與地方政策上對獨立音樂發展不友善，是客觀事實。隨便舉例：因高地價政策問題與藝術形式會產生較大聲浪，band房多以工廈為首選，多年來卻因「非工業用途」抵觸法例；2000年頭，不少業主都避免把地方租予長毛紋身穿環年輕人作band房，樂隊可能要派出比較「見得人」的隊員洽商，也要婉言是要開「錄音室」或「音樂教室」，因為band房其實不能生財，反而比較是為生活與創作而散財，但普遍業主無法理解沒商業價值的活動。然後2009年「活化工廈」政策出爐，刺激工廈炒賣，當年band房重鎮觀塘工業區更受2012年「起動九龍東」二次打擊，該區文藝耕作者難得早年在工廈叢中有機繁衍，卻被強行活化起動，抵不住新商業區的高端生活指數，慘遭瓦解。

 

2010年「生勾勾被活化大遊行」

 

當然在觀塘工業區經營livehouse更是多挑戰。本來我只以觀眾與表演者身分活躍於破落業餘的小場地Hidden Agenda，對文化政策、甚至社會運動不感興趣，是個典型的音樂癡，卻因不忿空間在活化工廈壓力下首度被迫遷，竟開始長達五年的「保育」角色，讀書讀例，做媒體與學界訪問、上街示威、與各政府部門周旋等等。環顧身邊，因熱愛文藝活動，無奈變成社運分子的朋友眾多。我們這種「藝術行動者」（artivist），一定程度上是種特殊的時代產物：藝術家因本地文藝政策與觀念落後，必須把生命投放於藝術追求以外的事情上，不知孰好孰壞，卻多少有點唏噓。或許因傳媒炒作，Hidden Agenda漸受社會關注，成為livehouse生態的議論範例，其實觀塘其他音樂表演場地，例如樂人地帶，或短暫出現過的Strategic Sound等等，各有長處，都有故事，聚焦一點恐怕會難以理解本地獨立音樂圈的複雜生態。對我而言，場地得到社會高度關注的最大好處，是Hidden Agenda完美示範了無論公眾與業界怎樣支持，無論怎樣積極跟政府談判，無論援引多少國際例子，無論如何理直氣壯，原來都可以徒勞無功。

 

獨立音樂本質自主多變，要談孕育，必先有高度進步的地方政策與文化觀。以英國為例，長年關注草根音樂場地的組織Music Venue Trust（MVT）開宗明義，沒有這些小場地，根本就沒有可能出現如The Beatles、The Clash、Kate Bush、Radiohead等等國際勁旅。如今MVT成為政府認可的註冊機構，除得到創意歐洲（Creative Europe）等資助外，還有大量知名音樂人捐款支持。又因疫情肆虐，重創文化業，英格蘭藝術委員會（Arts Council England）設「文化復甦基金」（Culture Recovery Fund），投放近九億英鎊救市，許多音樂活動因資助重啟，網上與現場演出都開始熱鬧起來。要知道英國經濟因疫情等因素影響，2020年中旬國內生產總值（GDP）比年頭下跌了超過二十個百分點。政府於經濟難關下仍願意以巨額扶助文化活動，可見其重要性。

 

文化復甦基金宣傳圖（轉自英國政府網頁）

 

但我們談這種文化資助的時候，更需要理解到這個文化生態與政府之間的權力結構。要知道，英國獨立音樂圈是以鬧政府、反建制、崇尚另類生活的基進音樂人所構成，這種資助關係一定程度是政府開明強勢的象徵：就是連反對聲音都能容納支持。觀察獨立音樂生態，或許就能看到民主與文化發展的微妙關係。先不說歐美，回望亞洲，觀察台灣，近年文化部旗下的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開始補助獨立音樂人、樂團、唱片或活動公司、展演空間、錄音室等等，音樂人奧利佛撰文形容香港音樂圈人「覺得不可思議」，政府竟然會支持「地下」音樂。[2]雖然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的確從來沒有支持獨立音樂人，但說本地政府完全沒放資源於獨立音樂又不是全對。例如食物環境衞生署也會找本地hip-hop人為清潔龍寫歌，「起動九龍東」也會找獨立音樂人在觀塘橋底演出，政府的滅罪禁毒show也經常打獨立音樂人主意。我常說，政府資助的社區中心也的確有人夾band，但為何總是不倫不類？或者獨立音樂的靈魂就是其反抗性，要離經叛道，要壞要曳，或最低限度要有自主性，如果資源補助是有附帶條件，影響藝術的原真性，那恐怕不是支持，只是招安。

 

「新常態」下獨立音樂可有變得更艱難？坦白說，在非官方認可地點辦演出從來都難，就算是本地資深劇團，不少也被公眾娛樂場所牌照難到，空間只能靠臨時牌接駁臨時牌地經營，其實是一種對文藝的侮辱。上海街的文化藝術空間碧波押，雖為藝發局資助項目，也被娛樂牌拖垮，於2019年結束。如此孤高的牌照，對依賴工廈的獨立livehouse而言可算遙不可及（曾經有律師坦言livehouse最有可能申請的是公眾舞廳牌）。疫情下，本地表演藝術更是雪上加霜。據知至少觀塘與灣仔，都有音樂活動因觸犯限聚令被腰斬，甚至票控。原來就算是私人地方、甚至戶外場所，限聚令都可以選擇性有效，聽說灣仔就有café受hip-hop人士青睞，偶有在路邊聚集cypher，慘被票控，每人罰款二千，café也跟著倒閉。身邊不少朋友搞各種演出，有自己場地的，自2020年起根本就是白交租；沒有場地的，每次搞show也像打仗，能全身而退已覺行運。或者也不怪這麼多人移英移台，留港的，先別垂涎當地的文化資助，面對這種赤裸裸的打壓，難免會令人洩氣。

 

但還是有本地獨立音樂人，主動聯絡建制政客談生計。曾被《時代》雜誌形容為「香港獨立音樂圈教母」的音樂節目策劃公司The Underground創辦人Chris B，去年聯絡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自稱代表受疫情重創的業界求助。葉劉也即時在社交媒體發消息，指有「混血」「自由音樂人」找她「吐苦水」，並上載合照。因為「保就業，撐企業」計劃未能惠及自僱人士，同屬新民黨的譚榮邦便教Chris B聯絡「多年來播放版稅收入豐厚」的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尋求協助。我也因為好奇，到Chris B的臉書上求解，為何普遍崇尚基進意識的獨立音樂人，覺得接觸力撐廿三條、國安法的建制政客沒有問題，竟發覺不少居港白人非常看得開，覺得沒有抵觸。中文圈的本地獨立音樂人，要不是罵「Chris B不代表我」，就是根本不當她為圈中人。其實文化人梁寶（梁寶山）約十年前已強調要小心政府與建制的「文化蛇齋餅粽」對本地藝文生態的影響，現在看來，不少本地expat對建制資源較少抵抗力，將來會否合流、如何合流，實在是重要議題。

 

Chris B（左一）與葉劉淑儀（左二）合照（轉自葉劉淑儀臉書）

 

但我更想花時間觀察的，是香港真正的underground。2019年中，我開始撰文談論「後Hidden Agenda」的本地獨立音樂圈變化，後來也整修成東京藝術大學講詞與學術文章發表。[3]我猜想，Hidden Agenda形式的高調爭取與政府洽談livehouse政策，及最後無奈結業，對不少同行者而言代表著對當權者的徹底失望。然後爆發的大型社會運動，更加強化這種拒絕對話的意識，估計此時已很難有像我這種會到藝發局示威、到發展局跟官員浪費時間的獨立音樂人了。有趣的是，本地獨立音樂圈卻又不因Hidden Agenda等知名場地結束而瓦解，一定程度上更蛻變成新的「地下」景象，繼續有新血加盟，亦繼續尋找新方式低調經營。Hidden Agenda的結束或許能成為標誌本地獨立音樂圈走向「地下」的轉捩點，各大媒體，甚至普羅市民，若不是圈中人，根本無從知悉哪裡有livehouse，哪晚有演出。

 

當然情況其實不如一般人想像地下文化浪漫。除了觸犯法例，以往能高調賣票、請外地樂隊演出的情況，可能在地下音樂圈已不復見。獨立音樂本來在香港商業回報已低，觀眾已少，現在恐怕經營場地就更見艱鉅。但多年參與並觀察本地獨立音樂圈，對我最大的啟迪，是原來文化發展，可以與地方政策、資助補貼，甚至市場價值、投資回報，都沒有直接關係。英國的MVT談到支持草根音樂場地時，還是要推甚麼The Beatles、The Clash來幫助其論證，但我們又有甚麼樂團可以作例說本地獨立音樂的美好？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需要引「成功例子」來證明獨立音樂（或場域）有存在意義？一定程度上，觀察本地獨立音樂其中最寶貴的地方，就是要理解為何長年沒有資助、沒有市場價值、甚至乎政府（或大眾）並不視之為文化藝術，打壓連連，這樣的一種沒經濟回報沒光環沒未來的文化型式，為何仍然有無數人把生命投放其中。或者要理解獨立音樂，其實只是理解一種生命方式（way of life）；又或者，就是因為本地獨立音樂沒經濟回報，不獲中產或上流人士寵愛，所以更容易令人悟出文藝的純粹，甚至生命的純粹。

 

好喜歡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所形容，我們現在談論的文化，不少其實是在談論一種社會運動的勝利。他舉例，北美洲東北部森林的原住民，其實知道鄰近有高度城市化的文明存在，他們卻選擇用自己方法生活。他形容，文化的構成，一定程度上是來自拒絕，只是因為中產不事生產文化，把文化看待成消費商品，失去原來文化的顛覆性的、抵抗性，全是商品，都「大同」。[4]對我而言，沒有比本地獨立音樂更熟悉更吻合的例子去思考文化所謂何事，也愈來愈害怕有人談到文藝「有甚麼用」、文藝市場發展等等問題。也有不少人企圖跟我討論香港流行與獨立音樂都是音樂，甚至說根本沒有獨立音樂啦，都是同一個圈子，只是口味問題，不聽流行曲的人是懶「清高」、「扮另類」等等。只能說彼此經歷與認知有出入，我也不是國際裁判，可以權威性地說誰地上誰地下。近來卻常常想起，2013年多隊獨立樂隊杯葛「反轉天橋底一號場」開幕禮，被迫改期；差不多在西九文化區落成之時，有人爬上觀塘橋上，把「商業區」用噴漆改成「藝術區」；有人拿著發電機，四處找公共空間舉辦免費的游擊音樂會；還有無數樂隊拒絕邁進stadium、拒絕商業考慮，創作堅決忠於自己。聽到文藝友人談到去某某藝術館已不能唱甚麼歌叫甚麼口號，或者一些有爭議性作品未能於M+展出時，坦白說，已很難投入參與討論。

 

可能頗為諷刺，就是因為過去獨立音樂圈一直缺乏資源，不被承認，依賴灰色地帶生存，談不上未來與發展，在這個時代竟然對比出一種寶貴的抗性。聽或演奏獨立音樂的人，估計不少都是拒絕商業音樂灌食洗腦，在本來就高度單一化與荒謬的香港，特立獨行，說不定能夠培育出跟大眾不同的倔強。香港獨立音樂，好比城市石縫裡的野草，沒人灌溉，沒有泥土，沒可能成為茁壯大樹，卻都奇蹟地存活過來。或者對許多獨立音樂人而言，本來電台就不會放他們的作品，也從來沒踏過政府認可場地，要保持藝術的純粹，比較乾脆。表達自由上的打壓、資源上的改動，對他們的影響也相對地輕。多年來對城市的失望，不堪回望的來路，悲觀卻富行動力的態度，忽然成為難得的武器，轉化成裝備迎戰未知。有人認為，動盪後，這裡只剩斷垣殘壁，荒煙蔓草，已不能留人。或者，蔓草雖然微不足道，卻最懂活命，也值得有人去書寫。我不懂得談本地獨立音樂將來的走勢，也看不清時代局勢，可能因為我同屬圈中人，推敲盤算將來實在不是我專長。但這個圈子，就是這樣充滿不設實際的夢想家，充滿不服輸的個性。留下來記錄其蹤跡，各種抵抗的方式，一天一天過，如此也不錯。

 

（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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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出世，屋村band仔，英國民族音樂學博士生，回港做點事。

 

前大學講師、電台DJ。著有《迴路：亞洲獨立音樂文化地圖》、音樂文化評論集《拆聲》；合著有《我們來自工廈》、《Fractured Scenes : Underground Music-Making in Hong Kong and East Asia》等等。參與樂隊包括remiso、fragile、Pusshitachi等等。曾參與電影配樂包括《岸上漁歌》、《移家》等等。但不想定義自己為音樂家、藝術家、社運人士、保育分子、學術人、評論人，只是生命流到一個點，與世界發生某種關係，然後寫一首音樂、寫一篇文章、寫一本書、做一件作品、教授一堂課、擲一塊石頭。

 

希望與各個圈子留有健康距離，保持清醒，好好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