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
台灣劇評人郭亮廷日前在《PAR表演藝術》雜誌發表了一篇專欄〈過程的批評〉，內文主要針對「階段性呈現」、「發展中作品」、「實驗計劃」等現今常見的展演型態，提問評論人在面對這樣的作品時，究竟該如何評論？
郭亮廷認為，當藝術家將創作過程對著觀眾開放，讓觀眾看到的是創作的過程、而非結果時，此類的觀演關係雖然好像更民主、更具參與性了，然而，觀眾對於評價作品是好是壞，或想進行更深入地批評時，都因看到的不是最終結果，而顯得難以施力。面對創作過程的開放，評論人往往成為對作品的問題意識或創作方法的提問者與釐清者，也就是說，評論開始被納為製作流程的一環，評論人也從原本具有的外部獨立性，開始轉向內部的構作（dramaturg），「批評」成為具回饋效益的生產，批判性也開始變成了自動生產性。
〈過程的批評〉點出了當今評論與藝術生產機制的勾聯，以及批判性在當代表演藝術生態中的弔詭與轉向。基本上，此篇文章的論點我大致同意，不過，我想提出其所反應出的兩個重要問題。
其一，郭對於參與式觀演關係的困惑，以及在評論上的無能為力，反應出當代表演藝術的評論，在面對此類作品時，實則缺乏一套適用的評價系統，或者更精確地說，缺乏一套足以對此類作品進行深度評論的方法論，尤其當表演藝術評論過往所仰賴的劇場／舞蹈史、文本／動作分析、表演方法等基礎，在強調參與和互動的觀演關係中，往往是不太管用的。也因此，當閱讀現今許多對此類作品的評論，便可看出多數評論人的無所適從，或是過往熟悉的評價系統正在與此展演型態產生摩擦。
從街頭出發—參與式劇場工作坊實做計畫（照片來源：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成果檔案庫」）
在我個人的觀看經驗中，評論此類作品最常發生的困境，是其呈現的結果，往往高度依賴參與者當下的參與程度與互動結果，也因此，每場演出的品質是相對不穩定的（此並非貶意，我反而認為這是參與式作品的迷人之處），同時也十分因人而異。面對此類作品，現今的評論人常見的書寫方式，一是如郭亮廷所言，評論讓自己成為構作，試圖對作品進行提問與釐清，二則是詳細紀錄自己在其中的經驗過程與結構，但無從建立對作品較為深入的立論與批評。
無論是評論的被內部化，或失去能與創作者論述抗衡的深度批評能力，其不僅反應評論系統和方法的闕如，也反應出評論人在面臨此類作品時，在自我定位上產生了困難與不確定。此便帶來了兩個效應：一、當評論人在不知如何面對與書寫的前提下，此類作品往往難以引發足夠豐富、異質的評論產出，此便讓參與式作品的評論時常停留在少數個人的經驗分享，而難以形成其所訴求的公共討論。二、參與式作品常以「民主」、「開放」等政治性理念為創作出發點，試圖藉由觀眾的參與，讓過往權威的作者論退位，由參與者的個人主體決定作品的內容與走向。然而，因評論方法論的闕如，與隨之而來的評論失能，最終作品的評價與詮釋，反而比作者論的作品，更為依賴創作者的論述內容。
換言之，以單一作者為中心的評價系統，在面臨由觀演關係共同協作的作品時，顯然不再適用，此不僅讓評論在定位上產生了鬆動與不確定性，也讓評論在定位不明的情況下，某種程度被吸納至作品內部的生產環節，進而造成郭在文章中所言「評論逐漸告別獨立性格」的現狀。這就引發了我的第二個問題，所謂評論的「獨立性」，所指的究竟是甚麼？
就郭的論點看來，評論喪失獨立性格的原因，在於評論成為了構作，但我認為，評論本來就是一種構作，真正的問題在於，今日的評論為何選擇「自動地」被吸納至作品生產的內部，並成為了「溫馴的」構作，而放棄站在作品外部的批判（甚至戰鬥）位置，以及評論所特有的，能與創作者甚至製作機構、藝術節相互競合、爭執、論戰的公共功能。
首先，創作與評論之間的構作關係，並非開放型態的展演關係所特有，而是早已存在於劇場之中：從單一作品的角度而言，每次作品的首演，就是該段創作過程的結果，評論的施力點也在此創作者所作出的明確結論上。不過，若從藝術家創作主題或創作生涯的角度而言，一個作品通常是下一個作品的起點，評論對單一作品的反應與提問，常常結構了藝術家對該作品的再思考，並相當程度刺激藝術家對創作的定位與釐清，而開啟進一步的反省與探索。因此，若我們將單一作品的結果，視為藝術家創作生涯的過程，一個在藝術家長期創作脈絡中的階段性結論，如此一來，評論人對單一作品「結果」的評價，長期下來，對於藝術家創作生涯的「過程」，實質上便具備了構作的功能。
創作與評論的構作關係，有時攜手並進、相互協作，有時彼此交鋒齟齬、激烈紛爭，此是劇場中的常態，也是劇場之所以為公共領域的重要特徵。而以下對這種關係的期待，相信各位劇場常客也並不陌生：許多創作者、製作人或策展人總會抱怨評論人在「外面指手畫腳」，而不能「設身處地」站在創作與製作的角度，理解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困難，例如製作的限制、美學的脈絡、表演上的選擇云云。評論人時常被期待，無論能對單一作品，抑或是創作者的脈絡與生涯，都能精確地讀取並理解其中的意涵，更重要的是，評論人能與製作團隊站在一起，提問作品下一步的發展方向，或提出「具有建設性」的建議。
這種期待十分常見，也是此種構作關係可能的方式之一。然而，現今的問題是，評論人普遍選擇內建了上述的期待，並讓這種期待，成為評論與創作之間唯一的關係。於是，今日的評論人比誰都理解當代表演藝術（無論是藝術節或機構）的生產模式、製作團隊的物質條件與限制、創作者美學與方法上的種種問題，也就是，能夠通盤理解作品「內部」的運作模式。然而，我想進一步追問的是，為甚麼評論人在對作品內部進行理解後，普遍不再選擇站在作品生產結構的外邊，而選擇應和上述的期待，自動被吸納至生產的一環？
面臨當代表演藝術評論自動地將自身內部化，克里斯多夫．巴爾梅（Christopher B. Balme）的《劇場公共領域》（The Theatrical Public Sphere）對「寬容」的看法，我認為無疑是一記警鐘：「我們所說的『寬容』在劇場脈絡中究竟為何？寬容不是漠視不同的信念或作為，更不是對他者（the other）或其它者性（otherness）的正向評斷——這樣的寬容毫無意義，唯有當事方對他者信念或作為的拒斥是立基於經過理性地理解，且持續『不認同』的狀態時，這才是寬容。」
回到所謂的評論「獨立性」，究竟指的是甚麼呢？就實務上來說，評論人的獨立性，或許不是與生產關係徹底脫鉤（畢竟說到底也無法脫鉤），而是擁有選擇進出作品內外、定身自身發言位置的權力。如果我們還可以選擇的話。
（下篇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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