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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香港話劇團劇季的新鮮嘗試，把去年黑盒劇場反嚮不錯的作品重新製作，變成主劇目搬到大舞台，郭永康的校園故事《原則》就是其中一個。故事講述新上任的校長在訂立新校規和學生的師生發生矛盾，並借一次長跑隊的意外，試圖把負責長跑隊的副校長調到另一所學校﹐引發了更大的校園事件，最後副校長自願離職結束。
故事整體設計不錯，簡單地介紹各個主要角色後，長跑隊的意外馬上觸發了主要的矛盾，後續的罷課討論、學生報出版、聽証會等事件一件接著一地發生，節奏就如同喜鬧劇一般的快速進展。由於整個爭議的中心是副校長的去留問題，每個角色都的心理描寫不算很豐富，很多對白是透過引經據典作為無形的權威﹐試圖引導另一方的想法，同時左右觀眾對校長和副校長的看法。引用哲學難題加上充滿邏輯的對白，令人看不透角色的內心世界。
隨著正反雙方的想法快速交替，加上角色間多重的權力關係：校長對老師、校長／老師對學生、學生會會長對其他同學)，其實沒有太多的思考空間留給觀眾。某程度上，一連串似是而非的哲學難題和暗示，令人覺得近乎一種詭辯，一種對學生及觀眾的思想操縱。如果未能投入演出當中，或者有心去分析當中的論述，這種討論頗會令人失去耐性，令到抽離的觀眾距離更遠。
這兩方面可能回歸到同一個問題：角色抱持的原則何在？換個角度說，角色的底線在哪裏？觀眾可以看到校長對紀律有所要求，但是除了長跑隊意外一事外，看不到她對紀律的堅持。副校長對學生的教導方式有想法，但是也沒有甚麼不可觸碰的堅持，反而更像中間人不停在協調校長和其他老師和同學。欠缺這個層面的角色描繪，故事的核心很自然只停留在副校長的去留問題，整件事件變得比較像校園權力鬥爭，而非教學原則的爭論。事實上，情節中校長和副校長雙方均有對教學原則的表述，但是卻沒有在這方面作更多的辯論和磨合，比較可惜。
然而這種設計也可能是這個劇本成功的原因之一。校園作為社會的縮影，校長、老師和學生之間的權力關係，或多或少會被理解為制度、媒體和巿民的象徵。編劇有意無意間，把現今一些社會現象，例：二元化的政治選擇、表面化的政治詭辯、無理以致糾枉過正的要求、不求甚解的政治參與等等……這些都不難透過角色間不同的權力關係，引起不少觀眾對社會現狀的投射和思考。雖然未必是編劇的本意，但是這些現象在現今社會可能是最多觀眾帶著的迷思。
開場時，導演安排在舞台中央放置一張辦公室的坐椅，權力之爭作為故事的重點其實一開場已經不言而喻。雖然舞台設計用上不同方法，試圖去代表原則／規則，例如：用燈光造出數個四方形的演區，演員的調度採用直線和直角轉向的路線，視覺效果確能產生一定刻板的感覺。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及，「原則」這個概念似乎在情節的後續以致整體發展的作用十分有限，這些設計只能留下表面的象徵意義。
透過燈光，舞台處理採取了一個虛幻的設計，似乎想超脫出校園這個特定情境，有助觀眾把情節中的矛盾和辯論聯繫到其他情景以致社會現象。但是這個虛幻的校長室沒有進一步和演員的表演融合，演員以近乎實景的表演方式，清晰地呈現校長室內外的種種硬件。所以當場景調到另一個燈區、另一個面向的時候，觀眾會對空間產生質惑，要重新調整對校長室的理解和想像，在虛實的處理上可能帶要更好平衡。
另一個特別的處理是聽證會一場，劇院亮起了燈，把觀眾席融入了演出當中，讓觀眾成為聽證會的「陪審團」。雖然不論觀眾投票結果如何並不影響情節的後續發展，但是這個處理當下很直接便把觀眾拉進演出中，當副校長詢問觀眾對他離職的意向時，不少觀眾能意會並直接參與投票，這個安排可算是十分成功。
聽證會一場在2018年新版文本中也作了一些小改動，其中改動包括加入長跑隊受傷同學的錄音，以及副校長在聽證會的一段演講。這兩個改動令到觀眾能夠更多聽到學生的聲音，反映著新世代不一樣的價值觀，同時亦提醒觀眾，問題不單止是學校應該怎樣去教導學生，而是社會怎樣看待和引導下一代。這個改動帶領觀眾跳出副校長的去留問題，而是回到學校的角度重新思考學生的利益，為故事提供了多一層的意義。
整體而言，情節可能缺乏了原則的角力，變成一個以原則為包裝的權力角力故事，然而種種情節設計和討論能夠從一個校園故事帶領觀眾去思考社會的現狀，十分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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