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傳播時代的藝評生產
文︰凌志豪 | 上載日期︰2018年2月9日 | 文章類別︰月旦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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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與藝評前輩談起我們年輕一輩藝評人的書寫環境,好像跟以前大為不同。這個時代,沒有一本紙本刊物成為藝評的中心點和發表園地,成為一個文化象徵符號,帶領一代人的思潮。誠言,文章的發表園地的確不斷減少,但藝評從來沒有離開,只是從紙本轉到其他媒介出現。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數位傳播藝評,部落格、面書、網站、網上期刊……都成為發表的新園地及渠道。

 

但藝評人的活動場域並不限於虛擬空間,在評論機構或組織的穿針引線下,藝評人在實體世界也由一個被動、等待編輯及媒體刊登其評論的書寫者,變為一個主動出擊的評論人,活躍於報刊、演後談、電台廣播等等不同的評論空間。不止書寫和閱讀的方式改變,這個次世代的藝評人在訓練和學習的歷程上也經歷了一次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出身於一些由諸如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等評論機構或組織所主辦/合辦的課程,而非由報章的編輯所發掘及培育。將目光重新投回數位時代的大環境,我從自身的書寫經驗發現,網上的數位傳播模式對讀者和書寫兩方面皆對藝評生產機制產生了改變。

 

閱讀模式的範式轉移

在傳統的紙本媒介,讀者要閱讀文章,必須透過物質性在地的相遇 (physical encounter)。你必須到報攤或便利店購買該本雜誌才有機會閱讀到該篇文章,讀者的構成受制於雜誌、報刊的發行網絡,派發/出售地點是整個社會政經地位結構的一部分,有些雜誌可能要在生活指數較高的地方出售,這種在地性,某程度上限制了讀者群體的組成。一篇文章要送到讀者手中,還得經過編輯的法眼,經過審查的機制才可以發表,這裏所說的「審查」並不是針對內容,而是對評論人的選擇。與網絡空間不同,報章雜誌上的評論文章往往依靠編輯跟藝評人約稿產生,某程度上反映著該媒體的美學取向,同時對評論的質素也有一定的要求。透過編輯所形成的風格,自然也會吸引一群特定的讀者,雖然讀者可以選擇購買該本雜誌與否,但內容和觀點是整個出版機制的結果,讀者的視野不會受制於自己的興趣,而是靠著編輯的功力,決定怎樣的評論會帶到讀者手中。相對網絡空間,紙本媒體的讀者是單向的接收者,沒有太大的權力左右編輯方針,也沒有辦法與作者進行即時對話和回應,即使以郵寄信件的方式把意見傳到編輯部,也沒辦法跟其他讀者分享。由此可見,在紙本媒介作為主流的時代,藝評的生產機制基本上由編輯主導,所有的編輯必須經過把關,有著既定的評論道德,作者也不必追求讀者讚好和追蹤,評論的質素和與編輯的關係才是重點。

 

進入網絡數位時代,編輯和紙本媒體的中介角色被大幅削弱,不同的網絡傳播媒介又可以分成兩大類:部落格、面書屬於個人化公共平台;網站、網上期刊則是建制的網絡平台。後者雖然脫離了現實世界的政經結構的限制和影響,但網絡平台管理者變相替代了編輯的位置,評論的書寫受編輯的影響多於其他網絡使用者左右,對評論生產的實質改變不大。相反,其他個人化公共平台建基於跨地域共時交流的社交網絡,編輯的審查機制被移除,評論的發表機會唾手可得,評論人的價值肯定由得到編輯的認可轉移到網絡讀者的流傳廣泛性、回饋和反應,例如:讚好和分享。這一點某程度上造成了約化和較激進的評論,和以立場作為重點。這樣便能以最短的時間吸引擁有立場相同的讀者分享,減省消化時間,便可以令讀者的回饋和反應更為快速,靠著大量的回應來在社交媒體的演算法下提高傳播率。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意識到,網絡空間的特性,社交網絡全面普及,形成協同過濾(Collaborative Filtering),讀者所看到的內容基本上由自己的喜好和價值取向決定,比以往由編輯把關的內容平面和單一,把不同意的立場和內容完全過濾,閱讀視野被困網絡這個回音密室(Echo Chamber)當中,配合上述爭取傳播率的書寫策略及民粹式的回應,左的更左,右的更右,網絡空間的評論書寫重點往往不在於論述的過程和內容,而是落在結論的價值判斷當中。

 

縮時社會:不斷加速的閱讀和書寫

由紙本媒體轉到網絡空間,當中的差別並不限於讀者接收機制和對內容的影響力。傳播方式的改變徹底顛覆了我們對於時間的感知,繼而對閱讀和書寫造成影響。網絡空間雖然突破了地域的界限,令社群不限於相鄰性(contiguity),而是依賴同時性(simultaneity)來連繫網絡社群中的不同使用者 (Wajcman,p33-5) 。這種同步的溝通矛盾地受制於時區的限制,但由於地域的界限被破壞,不同的時區被連結在一起,令溝通和工作不再跟從所屬時區的節奏,為了達至同步溝通而不斷運轉,生活的節奏因為全球的連繫而被破壞,我們每天早上起來就會收到世界各地傳來的電郵和信息,將以往需要從紙本媒介實質接收的等候時間壓縮到零,整個資訊傳遞和接收的過程被加速,龐大的資訊量從四方八面湧來,我們根本無法深入了解所有資訊 (Wajcman,p41-3),長篇大論的評論文章更不用說了。

 

真實空間的背景脈絡被即時通訊的時間取代,使人的專注力變得短暫,這可能也造成網絡讀者對事實陳述和文章的社會脈絡的無視,只著眼於評論的價值判斷和立場,最後讓已意見取代現實。嘩眾取寵式的評論不斷誘惑著我們,一步步邁向後真相 (post-truth) 年代。但是在這裏我並不希望妄下判斷,否定網絡空間出現具質素的深度評論的可能性,亦非論斷網上社群的參與者必然沒有耐性並且只著重評論人的立場和取向,因文章篇幅有限,亦未能帶出各種網絡媒介的差異和不同之處,例如部落格的生態就與許多社交媒體及討論區不同,這次我只希望分析部分的現象背後可能的因由。

 

最近《我的50呎豪華生活》重演,其中一名觀眾在網上討論區發表了頗為偏頗及激進的言論,影話戲藝術總監羅靜雯利用了網絡平衡對話的好處,以同理心跟意見相異者對話,主動參與討論並且積極回應,意外地往更深入的層次討論劇場美學的不同面向,並有不同的讀者在回應中深化討論。我們可以從這個例子中看到,網絡並不一定只向膚淺的方向走,也可以是一個眾聲喧嘩之地,各地臥虎藏龍的有識之士參與一場理性的民主討論。

 

眾聲喧譁的民主評論 v.s. KOL 再中心化結構

網絡空間本是一個把權力下放的空間,傳統媒體的言論壟斷褪減,雜誌一類的中心不再存在,評論人和讀者應該回歸到同一位置上對話,「觀眾」隨時能成為主角,每個讀者都可以當評論人,是公共空間中思辯的對手,可以在爭議聲中共建社會的議程。套用俄國文學理論家 Mikhail Bakhtin 眾聲喧嘩的概念,作者和主角(在這個脈絡下可以理解成讀者)是互為主體的關係,而非主客關係(劉,頁185)。這個權力平淡的網絡空間,有相對於作者的自主性,雙方建立平等對話的交流關係(劉,頁188-9)。評論者並非單向的意識型態灌輸者,不是提供既定答案的權威,而是促進平等對話的充權者。眾聲喧嘩造成對話式的多聲部話語,作者的聲音與主角(讀者)的聲音互相重疊,誰也不壓倒誰,在爭論、質詢和對話中,構成了叙述話語的複調或多聲部(劉,頁189)。透過這種民主的討論,我們可以達致一種「內在對話性」(inner dialogicity),亦即言者表述在對話鏈結中對過去的召喚、對現下的回應,以及對未來的想像投射,連接現世的即時評論連結到不同的時空和社會脈絡,創造出更宏觀及整體性的意義。在這裏我們關心的是每一個主體的話語位置,即其意識型態的立場和觀點,追求的是語言背後的意識型態立場的互相衝撞、質詢、對話和交流(劉,頁196)。這個角度底下,網絡空間有助公共性發展,為深化戲劇評論製造一個重要契機。

 

弔詭的是,網絡空間似乎對這種去中心化的平等結構有著一種抗拒,急於重新組織出一個新的權力中心,而這個中心,我認為就是關鍵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KOL)。KOL擁有大量追隨者,他們的立場和意見代表著這些追隨者,彷彿是一個集體意識的象徵物。他們正正就是以既定的立場和取向作為整體論述的中心,排除與他們對立的聲音,更多的時候,辭鋒愈趨銳利狠辣、用尖酸惡毒言論和不盡不實的內容攻擊持相反意見的KOL,靠激烈言辭嘩眾取寵,以負面和激烈的言辭「呃like」牟利。在這種既定立場先決的書寫模式下,KOL和這批追隨者進一步加強了網絡空間的回音室效應,罔顧一切的社會脈絡和現象,捨棄經假設、推論而得出結論,而是演繹他們所信奉唯一時極具排他性的價值。這些以評論作為消費方式、對人不對事的誅心之論,同時是一種權力的行使方式,其行使之目的,在於限制他人行動,故有「寧得罪拉登,莫得罪高登」 的現象。以自己的價值為最高道德,成為至高無上的判官,將網絡空間製成一種單聲道的霸權論述。但更有趣的是,這種權力的結構並不穩定,今天是某KOL的追隨者,明天可以倒戈相向,而且中心不只一個,網絡空間上存在千千萬萬個KOL,一個個自我封閉且互相攻擊的網絡社群不斷緣生緣滅,使評論無法向前作為民主多聲道的基礎。


藝評作為小眾

回看香港藝評的發展狀況,參與藝評的作者和讀者少之又少,這篇文章所能及的網絡數位時代並不全然切合香港藝評狀況,既沒有像台灣「黑特劇場 Hate Theatre」般蓬勃且對表演藝術界有所影響的匿名劇場討論區,更不用說有沒有什麼藝評 KOL,文章仍然以諸如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等評論機構或組織為中介在網站或紙本媒體上發表,比較大的影響還是數位時代對我們生活節奏和時間的加速,如何在這個後真相年代的陰影下書寫反而才是評論人最需要思考的問題。畢竟藝評作為小眾,聲不成眾,又如何可以達到眾聲喧譁的民主評論呢?

 

 

參考書目

劉康:〈小說話語與眾聲喧嘩──一種文化轉型的理論〉。《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評述》(Bakhtin’s Dialogism and Cultural Theory)。台北:麥田,1995。頁181-260。

 

Wajcman, Judy. 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原載於《CulturalMasseur.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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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藝術及比較文學系、香港大學Cultural Leadership Youth Academy成員。曾任校園藝術大使、練習文化實驗室市場策劃總監,並曾獲青年文學獎、李聖華現代詩青年獎、藝術同行2014最佳表現獎等。除文學創作外,閑餘涉獵藝術評論、翻譯、展覽策劃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