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十五道詭計:《打擂台》
文︰鄧正健 | 上載日期︰2015年3月9日 | 文章類別︰藝術節即時評論

 

節目︰打擂台 »
主辦︰香港藝術節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日期︰28/2/2015
城市︰香港 »
藝術類別︰戲劇 »

1. 《打擂台》(Fight Night)的戲橋只有一道:台上有五名演員,觀眾每人手持一部投票機,一人一票選出誰是勝利者。事前你並不知道你要選甚麼,你唯一知道的就只有一件事:你有一票。當五名演員魚貫上台,各人身披如摔角手出場時所穿的深色斗篷,蓋住身體,只露出臉。摔角手以斗篷遮蓋一身橫練,以製造神秘氣勢,政治人物則是先不露餡,掩飾一切個人和政治素質,只露出一張我們都能在媒體和公開場合上一見認出的政客臉。因此民主的第一道詭計是:所謂投票,往往是以貌取人。觀眾在只知道演員長相的情況下,便被要求作第一次投票。而大家都不知道,這次投票到底有甚麼意義。

 

2. 其實早在投票進行之前,觀眾就已被拋進這個巨大的政治遊戲裡。按主持人的說法,我們可以稱這個遊戲為「系統/制度」(system)。制度的弔詭,在於它會讓你好像在水裡游泳的魚一樣,當你還不知道水在何處,你就已經身在水中。演出甫開始,一個貌似專業持平的主持人走到台上,以測試投票機為名,示意觀眾向電腦系統輸入一些基本個人資料,例如性別、年齡、學歷、收入等。觀眾很快就明白,演員們將會大量使用這些資料作拉票和塑造政治立場之用,但現實世界中的人口普查卻是一種強勁的傅柯式(Foucauldian)治理工具。只有極少數民主國家是拒絕實行人口普查,而我們亦必須知道,全面掌握人民資料不只是極權政府的嗜好,民主國家的政客亦往往需要充甚了解民情,才擬定攏絡民心的策略。換言之,即使在最純粹的民主制度下,所謂選票具有先驗自足的權力,實際上只是一道民主的詭計,因為在你投下神聖一票的很久很久以前,政客已開始計算你了。這個現象,我們有一個聲名狼藉的別稱:民粹。

 

3. 演員脫下斗篷,然後開口說話。我們發現,他們身為政治摔角舞台上的表演者,並沒有完全率性地坦露自己。只在開場白時,他們才有表現得有點率性,讓觀眾相信他們是來要讓觀眾了解自己,從而決定是否支持他們。可是人口數據是誘人的,在主持人的誘導下,演員很快已急不及待去分析這些數據,看看自己可以向哪個族群討好落藥。政客沒有表現真我的權利,他們的天職,是把自己塑造成為值得人民支持的角色。以劇場隱喻政治,將政客看成演員,實在是天衣無縫。

 

4. 於是,數據主宰了整個投票遊戲的運作邏輯。觀眾和演員並之間不存在直接交流,而是隔著一道數據帷幕。在遊戲的稍後部分,我們將會發現這道數據帷幕會發揮更恐怖的力量,但即使在這個階段裡,觀眾跟演員皆在系統操作下失去了個人肉身。觀眾被簡化為一堆統計數據,而從台上看下去,演員看不到觀眾席上任何一張清晰面目,而只看到一些選項和百分比。而演員的任務,就是要將自己變成這堆冰冷數據的代表。

 

5. 第一次進行具有篩選效力的投票,是在演員們激昂陳詞之後。演員整合數據,並為自己設定角色,有人代表高收入男性,也有人代表年長女性,然後觀眾便參考演員的角色設定,按下投票機上的數字。沒有人知道每一個觀眾的投票準則,他們是欣賞演員的陳詞?喜歡演員的長相?還是純為讓戲能演下去而亂投一通?不知道。總之,我們最後只會得出五個伴隨演員的百分比,誰勝誰負,一目了然。且慢,大家似乎忘記了,民主原來是一個詭辯家,誰說我們不能以政治結盟來改變選票分布呢?在民主國家裡,組織聯合政府已是家常便飯,只要候選人多於兩人,落後者就可能拉攏對手,集腋成裘,打倒不過半數的領先者。人民先給政客選票,政客卻拿著選票作政治籌碼,繞過人民自行協商,整個過程光天化日,觀眾只能眼巴巴看著他們把本來並非得票最少的人篩走。當被篩走演員無奈步下舞台,在觀眾席上,鴉雀無聲。

 

6. 剩下四人的時候,主持人再次要求觀眾敞開心扉交出數據。但這次不再是個人資料了,而是你的意識形態取向——有些不那麼政治的,例如你覺得成功人士應具備甚麼條件?也有些是廣義政治的,例如你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暴力主義者、還是全都不是?如果觀眾就是社會,那麼這堆數據便不再是人口普查數據,而是社會學家對社會風氣的研究結果。問題是,這位社會學家未免太狡猾了,觀眾被要求回答一堆只有四五個選項的問題,他們亦只能以選項上的詞彙來描述自己。例如當觀眾回答那廣義政治的問題時,就必須在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和暴力主義者三選其一,否則就會被歸類為無法分類(三者皆非)之列。人民再也無法用自己的語言來描述自己了。

 

7. 意識形態數據之誘惑,令政客也依樣塑造自己,這一點才最可怕。主持人收集觀眾數據,四位演員同時在台上一字排開,按著觀眾的選擇結果前後移動。當演員認為自己的選擇跟觀眾的主流選擇一致時,他/她前行一步;若是演員覺自己選擇了最少觀眾所選的一項時,他/她退後一步;其他的,就是原地踏步。最後,我們可以憑著演員的前後位置,辨認出他們的立場(或他們自我塑造的政治形象)是跟主流觀眾有多一致。在這裡,主持人突然引入了一對政治概念:多數(majority)和少數(minority)。所謂多數,就是走得最前的人;所謂少數,就是退得最後的一個了。稍後我們將會看到,意識形態數據的作用,根本不是要更仔細地了解觀眾的多元意見,而只是為製造「多數vs.少數」這對簡單對立。

 

8. 更狡猾的是,主持人在投票之前還提出了一個十分挑釁的問題:「你信任多數嗎?」(Do you trust the majority?)這條詭計的精髓在於,它根不是要了解民心取向,而是要製造社會分化。若多數人選擇信任多數,那就意味多數人的意見更為可取,「少數服從多數」是對的,我們亦大條道理把少數意見排除於外,社會亦勢將變成多數壓逼少數的角鬥場。反之,若多數人選擇不信任多數,那就意味著大多數人並不相信制度,他們只覺得「多數」不過是「制度/社會」製作出來的幻象。不論是哪一個答案,我們都會得到一個印象:任何以尋求共識為目標的理想,原來都是謊言,社會的本質就是分化。但這印象未必就是現實,而是主持人藉問題誤導觀眾的思考方向。

 

9. 第二輪篩選投票裡,觀眾的選擇不是四個,而是兩個:最前的人跟最後的人,二選其一,勝方可以留下,敗方便被篩走。他們不代表某個特定族群,更不代表自己,他們只代表「多數」和「少數」這對抽象概念。更弔詭的是,其餘兩個奉行中間路線的演員,他/她們懂得韜光養晦,既不代表多數,又不代表少數,反而能夠跳過這輪篩選,直接過關。問題是,我們為何只能在「多數」和「少數」之間作出選擇?

 

10. 終於剩下最後三人了。主持人首次安排了他/她們穿上更體面的衣服,更體面地坐在台上,更體面地展開辯論。可惜的是,在認(選)票不認人的所謂民主制度裡,任何更體面的東西都不過是門面功夫,而不是牽動民意的關鍵。在這一骨節眼上,主持人竟作了一次最大膽的嚐試:他放棄主持人身分,落場參與角逐。他的理由是:打破制度(break the system)。沒有中立裁判,奉行公平原則的角鬥場不再存在了,台上頓成一個奉行森林法則的政治戰場。當主持人(現在已是候選人之一了)跟其餘三人排並排台上,四人格局再次形成,第三輪篩選投票終於開始了。制度其實還沒有被打破,觀眾仍是躲在陰暗的觀眾席上,拿著投票機投票,「打破制度」不過是一個激進口號而已。可是,稍後我們便會知道,「打破制度」終會發生,即使未必由主持人(他或許在這一輪篩選中被淘汰出局,或許不)來完成,他卻為我們提供了這種想像。

 

11. 終於剩下最後最後三人了。觀眾愈來愈覺得不對勁,由始至終我們好像還不知道究竟為何要選?直至主持人不再存在,候選人才徹底露餡,表露他/她們所分別信仰的三種民主立場:一、所有人都應該選同一個人;二、大家都有選票來說「不」的權利;三、拒絕再玩這個被制度操控的遊戲。觀眾不再是選人了,而是公投制度。可是,在這第四輪的篩選投票裡,我們竟然可以投票選擇一個獨裁制度(選項一),或選擇一個廢掉投票制度的「制度」(選項三),民主的詭計亦應聲敗露了:「白痴!這是政治鬥爭!」

 

12. 一切舞台設定都是為了推向這樣一個戲劇高潮:佔台(occupy this space)。倡議選項三的演員先要求觀眾交出手中投票機,繼而煽動觀眾佔領舞台。「打破制度」的構想畢竟是誘人的,必然會有不少觀眾願意接受號召揭竿而起,拋下投票機衝上舞台。這一幕波瀾壯闊,也複製了現實中各個震撼人心的政治畫面(佔領廣場,佔領街路,對生於現世的我們還會陌生嗎?),可是,這是否表示佔台的觀眾都堅決站在反抗者的位置上?當然不,觀眾所打破的,與其說是劇中設定的選舉制度,倒不如說是「觀眾不可上台」這類劇場慣例。導演準確捕捉觀眾心理,觀眾樂見舞台上大出亂子,也想看看演員究竟如何收科。換言之,所謂「反抗」,也是制度的一部分,一切都在導演的計算之中,佔台行動必會發生(大家不必擔心)。

 

13. 很抱歉,即使佔台成功(對此我們並未有何謂「成功」的標準),系統/制度卻未被動搖分毫。剛才堅決捍衛選票制度的演員(選項二)倏然在佔台人群之間出現,並走到台前,他/她背向人群,以堅定的眼神凝望著仍坐在觀眾席上的人們,然後說:「你們才是多數。」一場制度清算反制度者的大戲便正式開始了。這位演員要求仍手握投票機的觀眾在以下選項中作出抉擇:要佔台的離開,還是讓他們留下來?在制度眼中,佔台者不只是反抗者,更是一群不被制度承認的裸命(Homo Sacer),他們不再享有選舉權,去留卻由仍掌握選票的「多數」決定。在此,「多數」跟「少數」這對活寶再次被召喚,而我們也隱約聽到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不遠處喃喃地說:「眾生平等,但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

 

14. 一齣政治摔角大戲就是這樣落幕了。隱在台邊幽暗處的電腦系統如常操作,一些觀眾仍安坐觀眾席,看著另一些觀眾呆坐台上,還有一些觀眾早已乾脆離開劇場。在戲的終局,穩站台前的演員以勝利者姿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關於何謂「多數」的終極解釋:多數就是一個在剛才所有投票選擇中皆選了最大百分比一項的人。例如:「一個單身,無神論的女性,34歲,月入HK$55,000,既非種族主義者,亦非性別歧視者,也非暴力主義者,而且她希望佔台人士離開。」(這是我所看一場的「多數」)這個代表終極多數的人,實際上並不存在,或者說他/她只是一個系統生產出來的虛擬公民。到此我們終於明白,民主的最後一道詭計原來是這樣運作的:多數是指共同體中所有成員的最大公因數。然而我們都知道,當項目(人數)愈多,最大公因數就愈少,最後變成「1」。當社會分眾愈多元、愈複雜,民主就能以尋求共識為名,虛擬出一個不存在的「多數」。

 

15. 尚有更終極的一道詭計:劇場。演出甫開始,我就一直懷疑電腦系統有否作假,到最後我還是不敢百分百肯定。它是否如實反映觀眾意向,還是一直按劇本作弊,操縱投票結果?我身在劇場之中,根本無從得知。可能導演已預先編好了幾個版本,不管投票結果如何,演員亦可隨機應變,讓結局還是同一個結局。總而言之,劇場一直在欺騙我們,我們滿以為有選擇自由,其實都不過是導演的棋子。當然劇場歸劇場,大燈一亮,掌聲雷動,一切戲劇都煙消雲散,但現實政治這齣詭道處處的大戲,卻是永不落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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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香港,文化評論人,偶而寫詩,小說及劇場文本。修讀文化研究出身,曾任阿麥書房文化經理、《字花》編輯,現職大學講師。曾發表劇場作品《(而你們所知道的)中國式魔幻》(編劇,2015)、《安妮與聶政》(編導,2018)。著有個人文集《道旁兒》(2017),另編有評論集《憂鬱與機器──字花十年選評論卷》(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