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戲1+1》:女兒是父親的女兒
文︰賴勇衡 | 上載日期︰2014年3月17日 | 文章類別︰藝術節即時評論

 

攝影:Leo Yu (The Blue Hydrant)
節目︰女戲1+1 »
主辦︰香港藝術節
地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日期︰9/3/2014
城市︰香港 »
藝術類別︰戲劇 »

究竟這是一齣劇還是兩齣劇?雖然《女戲1+1》由《大女孩》和《港式填鴨》兩劇目組成,但主題相近,形式類似,分別為韋羅莎和李穎蕾自編自演,且同為李鎮洲執導。對於兩位新晉編劇來說是各自為政,但對於導演來說,則是同時幫助兩位藝術家排練、整合、演繹,那麼兩個劇就是在一個共通的、互相映照對話的語境中被提煉出來。《大》和《港》劇本各自帶著濃烈的自傳性質(韋的原初劇本題為《自說自話》),在舞台上凸顯了兩位編劇/演員的藝術形象,對比強烈:韋羅莎是個魅力四射的公主;李穎蕾則是一個倔強、反叛的鬥士。

 

《大女孩》主要是韋羅莎紀念亡父,並藉此紓解創傷的作品。這種創作形式有時會面對一種危機,就是劇作者可能會沉湎於自己的情感之中,失卻與觀眾的聯繫。韋在這場演出的結尾中,看似有情緒「易放難收」的問題,即使其敍事設計是一場喜、一場悲,但其悲傷之情一但釋放,在要「收」之時仍稍見力有不遞。不過悲/喜場口轉換的效果總括而言還是很不錯。韋擅演喜劇,技巧豐富,透過神情、動作、聲線的變換和操控,能把觀眾逗得樂不可支。她在結尾時扮演自己的「祖母」,帶著強烈口音的英語讓人想起她在《潮性辦公室》中飾演的南亞裔男生Muhammad,自是一種「招牌菜式」的表演。這種表演性特強的喜劇風格,好處是娛樂性豐富,能緊扣觀眾注意力;其隱憂則是,當這種演出被強調至「演嘢」(show-off)的程度時,其文本內涵及其他劇場特性會否被忽略?有趣的是,若「演嘢」因抽離於內容而可能變得虛假,韋的自傳敍事和真實到差點控制不住的哀傷正好形成一種拉扯、平衡之力。而觀眾席上除了哈哈大笑,也有哽咽之聲。簡言之,韋在外放的演繹技巧不俗,但其在收放自如、該內斂時內斂的一面則有待磨練。

 

李穎蕾的《港式填鴨》則是信息先行,表演性弱。從一些傳媒訪問中得知,她是有意為之,嘗試以舞台裝置和投影效果先行。可惜,最後效果是兩面皆不著力。李以挑釁性取代娛樂性,控訴教育體系對學生的壓制(即使那是一個藝術教育機構);回應去年演藝學院畢業禮上畢業學生對梁振英抗議的場面,並想像特首的強硬反駁;也控訴藝發局資助政策的漏洞。舞台上擺放的都是大型佈景,包括兩道相連的黑色隔音牆和一個大型黃色吹氣鴨子。穿著黑衣的李穎蕾在台上活動,看來是要對比出巨大的體制和弱小的個人之差別。但李穎蕾的反擊也是以「大」為手段,例如大型「我要真普選」的橫額、比正常尺寸大三倍的手提擴音器(大聲公),以及投影出來的大型文字(令人想起胡恩威的作品)。可惜演出場地所限,舞台不如演藝學院和香港文化中心的劇場那麼大,大小對比的震憾就給減弱了。

 

另一個問題是,或許李穎蕾被壓抑得太久,她的控訴和質疑如井噴般呈現,卻稍嫌過於直白,未夠深入整合、消化便反芻給觀眾。《港式填鴨》的主要信息大多以投影機直接陳述於屏幕上。若李直接用說話陳述,則還有多些演繹的成份,但直接投射的做法,則讓觀眾成了讀者,削弱了劇場性。無疑「文字投影」是一種藝術手法,但在《港》中則比重太大了,跟演出和佈景等其他部份的關聯也不明顯。

 

《女戲1+1》之名目除了指涉兩位自編自演的女生的獨角戲,似乎亦有探討女性在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中的性別身份的意涵。《大女孩》中韋羅莎有一段以「為甚麼女性要拿那麼大的袋子外出」來諷刺主流文化加諸女性身上的負擔。但《港式填鴨》的控訴則沒有那麼強調「女性」的主題,似乎不論性別,都會受制於其質疑的權力體系之下。反而「父親」的意像是共通的,是台上兩位女生的significant Other。那麼「女戲」所指實是「女兒的戲」。對韋羅莎來說,父親是其追念之對象,父愛是塑造她成「如此這般的人」的構成力量。相反,李穎蕾面對的是壓制性的父權,具體表現為教授和特首的聲音──無形而有聲,為權力之體現,猶如「父神」一樣。韋被塑造成一個可愛的、充滿魅力的公主/影后(開場時戲仿「最佳女主角」的一幕);李則因為其桀驁不馴而選擇了一個沉鬱、有挑釁性的戰士形象。或許《港》的「女性」特質須透過李比較陽剛的形象──即透過被抹除的痕跡──而被感知,是為對逼人走上抗爭之路的父權體制(不論是政治制度還是學術機構)的回應。不過《大》最後安排「祖母」出場,解釋父親對女兒的教導方法,其實源自祖母對父親的養育風格,消解了「作為建構者的父親」之形象。女兒不是純粹被動的、受父親影響的人;女兒和祖母形象的重疊,成了女兒重新了解父親的橋樑。但在《港》那裡,則只看到對抗和挑戰,但更深一層是無奈和疲乏(看那洩氣的黃色巨鴨)。或許那是因為劇作者在這階段仍未想像到其他回應父權的可能性──又或者是因為執導的李鎮洲始終是男性,作為藝術路上的「師父」,仍有一些限制?若執導的是女性導演(藝術探索歷程中的「母親」)會如何?有否一些陰性/女性(或者是「酷兒」)的策略去回應「港式填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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