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劇之後,評論之前 ——「SIDEKICK超連結牛棚實驗劇場節」的評論倫理
文︰鄧正健 | 上載日期︰2009年11月20日 | 文章類別︰藝術節即時評論

 

主辦︰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演出單位︰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
地點︰前進進牛棚劇場
日期︰29/6 - 26/7/2009
城市︰香港 »
藝術類別︰戲劇 »

一個健康的劇場運作生態,從來便需要評論、資料整存、研究,作為在演出製作後對作品的檢視和整理,並沉澱出意義、經驗和價值,成為另一個演出製作的落點;於此,評論人和創作人之間應該保持的,是一種互動和有機的『超連結』關係。

 

                 ——陳國慧:〈評論人與創作人的超連結〉

 

我認為「超連結」有兩層意義。第一層的超連結,在放大,在擴展。超越原來的視點,連繫新的東西、新的想像、新的觀點、新的概念。[……]第二層的「超連結」,精粹在最後的一個「結」字,它的意義在凝定,在聚合,連結點到線,線到面,交錯,編織,構成方法,確立特定的範疇,簡言之,是方法和文本的形式。

 

                     ——陳炳釗:〈我對超連結的兩層閱讀〉

 

一、評審的身份焦慮

 

我對這次擔任評審是蠻感觸的。美妙的是,當大夥兒在努力創作、積極看劇的時候,「評論」作為一種藝術成份卻悄悄混入這場盛宴之中。細意讀著這兩位評審夥伴的文字,我突然明白,我們這幾位「尊貴的評審」原來已成為了五個演出作品的「最佳觀眾」,而「超連結」這一主題也重新被配置:陳國慧說,創作人和評論人應保持有機互動,而陳炳釗則說,創作必須構成「方法」和「文本」,最終讓作品面對觀眾。在這個背景之下,整場劇場節都已浸淫在「創作—評論—觀眾」的三角張力之中。

 

從初選時閱讀數十份參賽計劃書,到最後的總結研討會,我一直保持著緊張狀態。我曾笑稱這是一種「評審的焦慮」,但其實是「身份的焦慮」才對。我是以評論人身份擔任評審的,此外,我又是一名普通觀眾。評論人或評審應該比觀眾多一點批判性——當然,我不是說一般觀眾缺乏批判力,我所指的是,在我這次的評審工作中,因著觀劇者所能有存在的「閱讀位置」的差異,居然使我得了精神分裂的徵候。

 

任何觀眾席上的觀劇者,首先都是觀眾。觀眾接收作品,嚴格來說並不算是「閱讀」,而「直觀」。一個笑話令人開懷大笑,一個悲劇場面使你心有戚然,又或者計算準確的舞台調度,還有豐滿圓熟的劇場氛圍,總能激得觀眾雞皮疙瘩。很多時候,當全劇完了,室燈重燃,我們都無法馬下平伏心情,說出對演出的感覺,也許只能枯燥地說上一句「喜歡」或「沉悶」。當觀劇者仍然是一名觀眾,引起他注意的是演出中的「刺點」(punctum):一些或是重點所在,或是無關痛癢的演出元素或片段,在能夠被解讀之前,先吸引了他的目光。像《旋轉,三途川》中給吊到老高的寂寞小金魚,《非已得》裡給炫耀得利害的燈光設計,還有《我們是快樂的好兒童》中順著給書頁飛舞而起的好情調等,都先為觀眾帶來某種莫以名狀的震撼和感應,或只是純然的怪怪感覺。在劇場節中的各個作品裡,這類「刺點」特別多,這也使正在觀劇的我五味雜陳,感覺特別暈眩。那時候,我只是一名普通觀眾,根本沒打算點評什麼。說一句陳腐得令人心碎的話:那叫做「用心來看」。

 

不幸的是,我是職責所在的。除了擔任《旋轉,三途川》的演後座談嘉賓之外,我還得總結研討會中發言,以及寫這篇事後評論文章。在每星期觀劇過後,從牛棚劇場走出來,沿著馬頭角道一路走到小巴站,我都思考著同一個問題:應如何去理解剛才的演出?所謂評論,就是為作品提供一個說法,僅僅說「好」或「壞」是不夠的。有時候,評論人會用幾句話來總結演出,比如說,我曾經說過,《植夢的愛麗思》壞在力圖要擺脫原著劇本,卻又無法擺脫它,而《姆明咖啡館》的佈景實在華麗,但亦因此令演出顯得侷促。好些時候,評論人也會寫文章分析作品,這種劇評寫作,文章框架很重要,但更多時候卻是依靠評論人如何發揮判斷力,為作品中他所認為重要的元素進行解讀。因此,人們總是說,評論需要客觀持平,所指的就是評論人不是普通觀眾,萬不可因「刺點」而感情用事。明明是不喜歡,也得耗著自己的判斷力,提出一個合理的說法來。

 

但我的身份焦慮還沒完結,我還得為「評審團大獎」選出自己的心水選擇。幸好評選過程中沒有marking scheme,不用逐項打分,亦沒有定下什麼規條,任由我們六位評審來個三小時的困獸鬥,各自分享對五個作品的觀感和分析。令我興奮的是,六位背景不盡相同的評審,對作品的想法也迥然不同。透過互相討論,我彷彿重新經歷了一次「遭遇刺點」和「尋找說法」的過程,別的評審說了一些我從沒注意過的「感覺」,我也為了回應他們而修訂之前的說法。當然,各自表述始終是美妙的,最後我們也未在評論說法上達成什麼共識,這「評審團大獎」依舊是「選」出來了的——我始終覺得,得獎的《旋轉,三途川》不是五個作品之中最好的一個,而僅僅是我看得最賞心悅目的一個。結果,基於選舉的方式,我還得摒棄評論人的身份,回溯最原初的直觀感覺。

 

二、評論者的評論倫理

 

我實在驚訝,居然一直沒有人認真追問過:到底這「評審團大獎」是怎樣選出來的?或者我們已說得夠清楚了,又或者根本沒有多少人關心這個問題。總結研討會當日,我只能簡單地對作品逐一點評,卻未及把一些更宏觀的觀察說清楚,討論便很快落入對評審權威性的爭議裡。有部份隊伍抱怨,幾個節前熱身環節,跟評審對未完成作品所提出的抽象意見,都為創作者帶來無形壓力。當然我們仍可以說,創作者有權對這些「意見」採取「接受」、「拒絕」或「選擇性接受」等策略,只是,除了「『演前評論』是否有用」這類問題需要策劃者再行斟酌之後,還有一個關於「評論倫理」的問題,可能更需要我們去認真看待:評論者是否有權在創作未完成時指指點點?又或者,評論者是否有權評論創作者的創作歷程?

 

我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有權,但有條件。條件不在別處,正是在創作者的創作意識之中。總結研討會火花四起,令我重新思考一個比「演出效果」更本質性的問題:他們這樣演,是否因為他們是這樣思考問題?把五隊隊伍的思考方式都放在同一框架中,實在有欠公允,但我們仍不能忽略一個事實:近年香港年輕劇場創作者,普遍都在創作意識上陷入的某些困境。

 

「超連結」劇場節的策劃定位,相當程度上是對香港小劇場風潮的一次召喚——當然這還未稱得上是「小劇場運動」。可是,近年香港的「小劇場」大都只跟製作規模有關,因此嚴格意義下的「小劇場」往往都會被改稱作「另類劇場」。綜合不少論者的說法,這類「另類劇場」的特徵多呈現於兩方面:一、創作者對其創作自覺性和自省性;二、創作者力圖建立一套內在於其創作的劇場美學系統。可堪玩味的是,這種創作意識的排他性很強,創作者的創作往往最終指向個人,而封閉的劇場美學系統則有著抗拒評論的傾向。這很容易會導致兩個後果:一、創作者漸漸能自足地建立起一套「成熟」或「有潛在成熟趨向」的劇場美學,並擠身大師行列;二、創作者的排他性意識逼使其創作落入沉溺,最終變得無法被觀眾理解。

 

總結研討會當天曾有一個「何謂大師」的討論,有朋友覺得,古往今來很多大師作品,都不為當時的評論者所理解。但我想明確指出的是,「存在著一套拒絕被解讀的美學系統」跟「缺乏一套完整的美學系統」是不同的,所謂大師作品通常都是前者,而後者正正是大多數年輕創作者作品的共同特徵。縱觀這五部作品,其在美學系統上的經營成績其實是蠻不俗的,當中尤以《旋轉,三途川》、《姆明咖啡館》和《我們是快樂的好兒童》表現得較為理想。但不論是以文本、舞台效果、形體、還是以後設形式等等的劇場元素,來經營作品的美學系統,創作者的目標似乎都只傾向營造劇場氛圍,以及訴諸自身的內在經驗,結果製造出大量的「閱讀裂縫」,令作品的整體性大為旁落。

 

例如,《旋轉,三途川》和《非已得》皆以創作者的個人經驗出發,劇場氣氛的營造都相當愜意,但正由於文本缺乏足夠的思想深度,以作為縫合劇中鬆散符號的黏合劑,於是我們便難以在整體上解讀出作品的美學系統特徵,最終出現「有佳句而無佳篇」的尷尬狀況。《姆明咖啡館》的美學系統黏合顯得比較圓熟,但問題也正在於創作者對這份黏合過份沉溺。劇中所要呈現的是一種青春的童話化,但在這輕如無物的甜美感覺之外,我亦看到創作者樂於原地踏步,沒有深化這套美學系統的打算。相對來說,《我們是快樂的好兒童》算是比較穩妥,劇中「虛構」和「真實」之間的後設式擺度姿態亦相當鮮明。可是創作者過分迷戀「真實」在劇中的重要性,將一些成熟度不足的「真人真事」,安插在「虛構」文本之間。後設框架是給猛然地固定下來,卻失去了劇場再現上的統一性。至於在《植夢的愛麗思》裡,我們只能看到創作者跟文本進行思想縛鬥的痕跡,卻明顯是落荒而回,美學系統未及完成,便給搬進劇場去了。

 

回到剛才的問題,我所說「條件正在創作者的創作意識之中」,其實是希望指出,有這樣的一種創作意識:希望把自己覺得有趣的東西炒作一碟,然後冠以「實驗」之名。這種創作意識的危險之處在於,創作者很容易會忘記了一個現實:劇場創作仍然是一個「給觀眾觀看」的藝術形式,觀眾沒有義務去了解創作者的創作歷程,也沒有義務去為一些在演出中無法看到的「意義」進行任何解讀。於是,當創作者亢奮莫名地為自己的創作「實驗」賦予「意義」,卻未能交出一個可以面向觀眾的完整演出,這時評論者的功夫,就是要在評論作品之時,同時揭露這種行將陷入迷失的創作意識。

 

我絕不是認為「超連結」劇場節的演出都陷入迷失,相反,從一般評論的角度來看,五部作品均屬可人之作。唯一讓我反省的是,當評論者面對創作者的時候,他們應該怎樣跟對方說話,才算是「一種互動和有機的『超連結』關係」。

 

 

「超連結—牛棚實驗劇場節2009」評論人節前導賞文章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統籌。


(原載於2009年8月號《文化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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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香港,文化評論人,偶而寫詩,小說及劇場文本。修讀文化研究出身,曾任阿麥書房文化經理、《字花》編輯,現職大學講師。曾發表劇場作品《(而你們所知道的)中國式魔幻》(編劇,2015)、《安妮與聶政》(編導,2018)。著有個人文集《道旁兒》(2017),另編有評論集《憂鬱與機器──字花十年選評論卷》(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