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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友人一同看的。散場時，友人的第一句是，「一個左翼世界主義的神話」。我想，他也說得非常精確。
從社會文化史的脈絡去看
這確實是一場左翼的世界主義的演出。
進入香港文化中心四樓劇場，我們不依平常座次，反而被引導走向後台。雖是引導，卻儼然已經進入一種劇場狀態。沿樓梯而下，沿途可見歐丁劇團在不同時期的海報，拾級而下，我們來到劇場原本的舞台，穿過黑布，被邀請到設在演區兩旁的三排座席之中坐下。正中置放一個長方形木箱，不遠處是一塊白布覆蓋著似身體形狀之物，一旁是一面黑牆，另一旁懸吊著高低、大小不等的吊鈎。全是手工物瞬間營造出一種「前現代」的時空感，但作品的設定又是在近未來。開場前的强烈儀式感剝除了商業劇場的娛樂性，營造出一種近乎朝聖的基調。
燈光全黑，人們屏息，然後，那個拉丁美洲的男孩，來到歐洲，開始他的尋父之旅。紛紛上場的角色是褐棕臉色的黑聖母、巴斯克軍官遺孀、車臣難民、丹麥律師、羅馬尼亞家庭主婦、法羅群島搖滾歌手，以及國籍不明的僱傭兵。角色的台詞和吟唱皆對應他們的國族和社群背景。演員所操的，除卻主流的英語，至少還有西班牙語、巴斯克語和車臣語。而歐丁劇團自首演至今，堅持不設字幕。必須承認，作爲一個依賴文本（同時不算熟悉歐洲各部社會文化狀況）的觀衆，語言不通給我造成很大障礙。同時，作品是題獻給被謀殺的兩名女性人權運動者Anna Politkovskaya和Natalya Estemirova，涉及車臣與俄羅斯之衝突及其背後的政治、宗教、民族背景，於我更加陌生。儘管充斥在作品中的意象，例如不斷撒向空中的錢幣和紙牌，冰塊融化滴落如時鐘滴答的催促聲，接二連三自殘近乎歇斯底里的主婦，對著簿子宣揚嶄新開始的西裝革履的律師，溫柔擦洗屍體的寡婦，被拒門外的難民等等，都指向一種左翼理念，包括反戰、警惕權力、嘲諷資本主義、對現代生活的不滿，但失卻了文本性的闡釋，我便難以從「講述」中進入他們，去「明白」他們爲何呈現在舞台上的各式狀態。在這個層面，世界主義，實在有很大距離感。
以劇場經驗去看
當友人將其稱之為「神話」時，我想他的意思應該是如神話般「不現實」或「不可信」。一定意義上的確如此，但當最後僱傭兵用紅白警告封條圍起中央演區，彷如這是犯罪現場，生人勿近，一切自此封存，但突然，男孩卻又從正中央的棺木中爬出——便是這樣，每當以為蓋棺定論，但導演巴爾巴一而再會告訴你，這永恆的辯證之存在。如同反復的啟蒙，自我的不斷角力，死去而又重生然後又再死去，再開啟新的大門。
作為唯一明線的尋父男孩是一例證。作為角色中唯一經歷了一種「變化」的人，男孩的旅程終究是一次一次的輪迴和破轉：由不斷被問「你尚記得你父親死去的那個晚上嗎」，他開始加入這個歐洲多國的集體，特立獨行的不同人等但又被歌聲、音樂和外來壓迫連結在一起的集體。男孩被圓形紗布蒙上雙眼，開始尋覓而又持續挫敗的過程，真實與暗喻的大門不斷打開又關上，再度出現。和男孩穿一式一樣服飾的木偶被男孩射中，然後再輪到他自己也「死去」，被丹麥國旗裹屍，再由黑聖母用劍刺破國旗，帶出。直至最後，他終於發現「父親」就在一直都在台上的長方「棺木」中，男孩入棺，再度死去。然後，再爬出。此時也穿一式一樣服飾的意大利小提琴手上台，男孩相邀，依偎而行。但臨尾男孩從地上拾起槍支，曾指向小提琴手，卻沒有開出，最後把槍插後口袋，再次依偎，共同走向另一旁由黑布掩蔽之「門」，門上插著鑰匙。這個旅程，並非用來解構意義，而是如那些吊鈎一樣，勾起一個小時裏面濃烈而豐富的劇場經驗。這線索上所攀生的能量和情感，卻是在文本失卻之後對我生效的元素。非常陰鬱，短暫歡樂的歌調下是揮之不去的憂鬱和絕望、挫敗、甚至無意義，以及無數的荒謬和可笑。飾演遺孀的Kai Bredholt除卻一身黑衣，完全便是被悲傷籠罩，同時也透著慈悲、溫柔，重複對白「我這一生擦洗過五具屍體」，然後緩慢用沾濕細布，為木偶、男孩，一下一下地，擦洗。而飾演哥倫比亞男孩的Carolina Pizarro的身體則營造出一種「無知感」，因為無知，所以必須尋找，他的軀幹、關節都彷如無力，往復的跌落爬起便是一個尋覓心靈的外化。
歐丁劇場總令我不斷想起今年二月民眾劇場與黑鳥在中大新亞水塔下的重聚，「No one is illegal」。世界主義暫不生效，但内置於個體身軀裏面的情感卻能連結。在歐丁劇團所營造的與外界絕緣的能量和情感空間裡，我亦「彷如」經歷了一場瘟疫。瘟疫之中，迷糊遇見各色人等，他們與我不分享同一個文化和歷史脈絡，但傳達給我一種純粹，以及一種很堅定的信仰，對於劇場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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