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相傳在現今稱之為大嶼山的位置，存在著一種半人半魚的生物盧亭，但盧亭是否真有其事或純粹虛構則不得而知。誠然，半人半魚的狀態，帶來非人非魚、又亦人亦魚的混雜性和無窮想像；這個本土僅有的意象亦難免不牽扯到港人的身份認同。大概是看準盧亭傳說的可塑性，天邊外劇場就改編了半人半魚生物的故事，帶來《漁港百年夢》系列的外傳《盧亭》（香港版）。編導將盧亭／香港人比喻為相互的喻體，變相觀眾（香港人）亦成了《盧亭》指向的對象；所以本劇既是在寫盧亭的故事，也是在寫香港人的故事。
歷史總是為當權者所操縱。眾多後現代學者都表明歷史是敍述的一種，那些刻在竹簡、寫在書本的文字其實經過政權種種修飾；我們永遠無法穿透語言當中的不透明，是故永遠無法知道真理（如有）。如是，這些經過掩蓋和挑選的段落其實是政權以文字堆砌的烏托邦，都挑選了最正面的「歷史」呈現人前。由此推論：既歷史無法包攬一切，那編寫歷史這行為本身就是「將不可總體化的事物強行總體化」。以此種觀點來看《盧亭》便稍感豁然開朗：教科書上的中國和香港究竟透露了多少史實，又有多少觀點被掩埋在語言符號之下？
劇中盧亭一直都「被代言」；被精博宏大的中華文化代言、被英語敘述者代表的殖民文化代言。原劇本中盧亭有自己的語言，但導演作了一個相當別出心裁的設計，抹去盧亭自己的聲音，反以英語敘述者說出盧亭的處境，並教導盧亭順從當權者的規則。本劇在愛丁堡首演，編導選英語為敘述語言無可厚非；但在香港仍繼續採用英語，則表示說書人已不單單是一個敘述者，而是成了一個長鏡頭，讓觀眾（香港人）可以一個相對抽離的角度，重新發現自己在歷史洪流中的被略讀。
矛盾的是，在香港以外來語言敘述劇中人物的處境，又會掉入一個「東方主義」式的處理。雖然劇場有提供對白中譯本，但畢竟翻譯時總有偏差、遺漏，而且內裏的肢體語言和表情亦不落文字；這情況下無疑說書人是了解盧亭「歷史」的唯一途徑，但不幸地，單憑這西方的角度，就只可以給予我們一個永遠不整全、片面的認知。情況就似當中原人入侵盧亭家園時，是說書人勸說盧亭學習中原語言融入社會；亦是說書人教盧亭奉上海產作稅款；而半人半魚盧亭本身，除了嬰兒般的啼哭外，就只能沉默，任由強勢文化吞噬自己的聲音。
此劇去年年中在愛丁堡首演時得絕佳風評，其實會否只是上述「東方主義」式的處理符合了西方人對中國／香港的想像？香港是從一個小漁村開始，到英殖時期才為人熟悉、發展成蜚聲國際的大都會──這就是香港在教科書上的描述。國際輿論大多憐憫弱者，但「弱者」又是否承認自己是弱者？盧亭在劇中的前語言表達方式令觀眾摸不著頭腦；可能連牠自己亦不曾有如此觀念，卻已經被英語說書人代言了。在此語言是唯一能碰到歷史無意識的工具，但卻永不能抵達無意識的「真實」。於是盧亭只能是一種「怎也說不清」[1]的生物。
話說回頭，以英語來演出舞台劇的情況在香港不罕見，但大多是藝術節時外地劇團的作品和莎劇演出；是故《盧亭》（香港版）是一個冒險且嶄新的嘗試：這是劇團打正旗號在香港演一齣有關香港身份認同的英語劇目。主權移交後推行母語教學，英語水平下降早已成為老掉牙的話題；在這樣語境下，劇團無疑要承受觀眾（有可能）聽不懂的風險；不過想深一層，肯入場的想必都做了如此的覺悟，為的就是要體驗語言成為編導設計的這個機關。盧亭只聽懂英語是與英殖歷史遙相呼應、甚至可看作留戀英殖的安排。想像如換了普通話或粵語敘述，就帶不出香港華洋雜處的特性。英語作為敘述語言對此劇而言，能深化盧亭和香港人之間的同質性，是必要、有效且難以複製的一著。
受壓迫的盧亭在劇末終於有自己的聲音，呼喊著要奪回本有的土地；然而終局是難掩悲觀的舉傘脫魚頭。導演陳曙曦接受藝頻訪問時表示，盧亭因被侵佔土地才要尋找自己身份。這種微妙的正反辯證就像我們在覺得本土受威脅、界線消失時，才開始建立本土的意識。也許天邊外《盧亭》亦為此而生──其用意或不只是悲觀，更令我們明白《盧亭》作為虛構作品當中反襯的現實。現實中的盧亭滅絕了嗎？不得而知。被吃了嗎？不得而知。講身份認同應該是主觀、亦必須是主觀，就像上述片面的歷史和語言一樣。黃國鉅、陳曙曦主觀地認為盧亭會滅絕，但我更執意地視「不得而知」的盧亭為港人的共同體，畢竟結局由現實的你我改變，大魚山島被圍困四十四天之後，可能不是一場單向的大屠殺，而是經雙方協商之後的共生。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