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紛的時代，有人喜歡重讀經典，希望從前人故事總結出教訓，為未來尋找出路。創作人藉著解讀文本和再創作，表達個人對現實的思考。雨傘革命前有《後殖民食神之歌》，「佔鐘」期間亦有許敖山的《一九八四》。電子音樂背景的許敖山首次執導，重新演繹《一九八四》，以「電影歌劇」為副題，繼續其拓闊邊緣的實驗。內容突破不多，倒是形式上呈現一種精神分裂，呼應文本雙重思想（doublethink）的狀態。
George Orwell寫在一個甲子之前的《一九八四》，近年常被媒體引用，以諷刺當下自由倒退的情況。即使沒有讀過小說，大家普遍對內容情節都有基本了解。許敖山的「電影歌劇」實驗，多以歌曲和歌詞帶動情節發展。故事部分放在錄像中交待，例如：溫斯頓的工作、鄰居孩子的檢舉行動、101號房內的「2+2=5」課程等等。唱詞緊扣故事，補充角色情緒，幫助推進情節，例如：溫斯頓質疑老大哥控制媒體，能否徹底抹殺個人回憶；茱莉亞視性愛為政治的行動，高潮乃是對黨的打擊等等。錄像傾向客觀敘事，歌曲則較多心理、思想的描繪。不過我得承認，英語歌詞對文本閱讀構成障礙。雖說香港是國際都會，但大家的英語能力大抵還是啞巴吃黃蓮。好些觀眾為了理解內容，場刊不離手，追逐歌詞卻忽略了舞台效果。即使回家後重讀歌詞，訊息傳遞未能同步，也不見得理想，多少削弱了整體表現的力量。
錄像與歌曲的分工，交織出《一九八四》的故事之餘，也營造出多重空間和感受的錯亂，與原著小說中人物的思想分裂不謀而合。電影和歌劇作為演出的主要元素，各自帶有不同的時間隱喻──錄播與現場。播放電影時，觀眾就像進入影院，親身看著老大哥的錄像，彷彿代入了《一九八四》的時空背景，重現小說裡電視廣播老大哥的講話。當放映結束，觀眾視線回歸舞台，強烈意識到自己「客觀地」在二零一四年看表演。錄像置於歌曲之間，搭建出一場時空轉移的遊戲，帶觀眾跳躍於真實與虛擬。現場歌唱的部分，金敏靜的女高音和Rebearth的饒舌，分別飾演溫斯頓和茱莉亞。十一幕場景裡，二人各自在不同情節演唱主角內心感受。兩種質感迥異的歌聲交替，時而婉約溫柔，時而節拍強勁，營造出一種反差強烈的聽覺效果。配合現場猛烈的燈光和強勁的音樂，呈現原著小說中人物內心的不安和拉扯。
講求現場效果的歌劇，與可以允許無限播放的電影，形成第一重表演時空上的對比。屬於高雅藝術的歌劇，遇上街頭的嘻哈說唱，構成精英與流行文化的碰撞，可見許敖山突破形式限制的心思。恰巧此劇在雨傘革命爆發不久的周末上演，節目結束之前播放茱莉亞站在金鐘紅棉道天橋的錄像，作為原著以外的延伸，但許敖山沒有直接道出他對時代的判斷。影像中，置身於人流不斷的馬路，茱莉亞依然釘在原點。最後一首歌曲《再會》的餘音縈繞，隱隱約約帶出二零一四重遇一九八四的意思。演出題材高度配合環境氣候，天時地利的巧合。正如簡單的舞台，那三支用玻璃箱包著的藍色滅火筒，與胡椒噴霧的造形相近，導演解釋：「一直想找紅色的，但找不到，唯有用藍色」。當初製作上的不完美，今日卻不經意地成就了時代共鳴，或者這就是《一九八四》二零一四年版本的（不）完美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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