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與香港中樂團合作出版導賞手冊，想我就關迺忠的作品作些推介。老實說，我認識關先生三十年，但主要接觸是他任香港中樂團總監的階段，其時我仍是香港中樂團樂師。他離職後，雖也偶爾見面，但少有談及音樂作品。所以我了解關先生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早期的（雖也曾指揮過一些近年的作品），對關先生後期作品風格的演變了解不多。故此文並不打算作太學術性的探討，而只據我的記憶作些輕鬆的介紹。

提起關迺忠，離不開《拉薩行》。

關先生就任香港中樂團總監後，早期演得最多的是《神州之旅》。這是以中國各地民歌串燒的音樂，算不上甚麼出色的大作品，只是把以前為唱片公司編寫的、零碎的音樂重新組合而已，可算是「較長篇的小品」。談不上甚麼深度、意境，技巧上也不難，優點是曲調大家都熟悉，較討好一般的聽（觀）眾。這符合關先生以前的工作性質——在「東方歌舞團」作曲、指揮，所搞的都不是甚麼大製作。所以，起初大家的感覺是「無料到」，雖說不上如何「失望」，但也不見得特別欣賞、尊重關先生。

不久之後，《拉薩行》面世了。綜合關先生自己在不同場合和時間就《拉薩行》所說的：

一） 他是在澳門的酒店閉關幾天寫出來的。當時仍未有手機，他連傳呼機也不帶，以免騷擾他的思路；

二） 他當時並未到過西藏，當然也未到過拉薩（不知現在曾到過否），只憑印象去創作（或者應改名《拉薩印象》？一笑）；

三） 當時不少香港作曲家開始引入現代音樂手法創作，頗引起些爭論，有人認為新手法代表先進、高級，反之則代表保守、落後。關先生原受傳統古典技法教育，並不熱衷於現代音樂手法（似乎至今仍如是）。但在這種無形的壓力下，他也想尋求一點突破，以堵芸芸眾人之口。

所以，儘管《拉薩行》的創作技巧並不算是甚麼特別「前衛」的手法，但也不落俗套，不只停留在一般認為的「浪漫派手法」上（大概受他以前的樂隊規模及演出形式的局限吧，當時有些較「刻薄」的評論，說關先生的作品只是八級樂理水平）。《拉薩行》首演後，雖說不上「震撼」，在當時的確也帶來不少新鮮感，頗受廣大聽眾歡迎。事後有些評論很詳細地分析樂曲中每一段的手法意境等，關先生的反應是：「我寫曲時並沒有想得那麼多，那麼仔細。」這說明好的作品是可以從中發掘出不少趣味性和可研究的課題。

其後，關先生陸續寫了好幾個協奏曲，包括二胡、笛子、琵琶、敲擊樂等，逐漸奠定了他在中國樂壇的地位（也可以說，是從《拉薩行》開始奠定關迺忠的地位）。在香港中樂團內，本來對他採取觀望、不信任態度的樂師，也逐漸改變了看法，承認他的能力。關先生離開香港中樂團後，輾轉到台灣、加拿大，又再回北京，創作數量日多，儘管並非每首都很精彩，也不一定都有甚麼突破，但耐聽、受歡迎的仍不少（綜觀歷史上出名的作曲家，這也是正常現象）。可以說，今天他絕對是「大佬」級人馬，能攫其纓者稀矣！

關先生是個極聰明的人。以他從前在東方歌舞團工作，並非專為中樂創作（東方歌舞團的樂隊是中西合璧的樂隊），且多是小品、伴舞的音樂，並非為八十多人的樂團創作的交響化作品。但當他當上香港中樂團總監之後，不出數年，已對中樂的運用瞭如指掌且得心應手；關先生亦是一個很認真、用功的人。印象最深刻者，是他為「琵琶協奏曲」創作後，演奏者認為寫得不合理、不可彈，關先生隨即拿起琵琶，解釋如何把那些音按出來（他並未有學過琵琶的演奏呀！）原來他創作時是把琵琶拿回家，親自摸索如何可以把自己的構想表達出來，這種嚴謹的態度值得推廣（以前林樂培大師便是拿著筆記本逐種樂器去了解其特點，當年我是負責提供三弦演奏資料的）。曾有些所謂作曲家，毫不尊重知識，誑言「我寫得出，你便一定要奏得到。」這是何等淺薄！

關先生具有極良好的音樂知識與修養，排練要求細緻、嚴謹。如果說，首任總監吳大江先生把來自四面八方的（從技術上來說）「良莠不齊」的樂手，組合成一個初具規模、建立了初具交響意識的樂團，則關先生是把香港中樂團帶進一個新的台階，在音準、音色、節奏等方面打下了一個結實的基礎，為中樂團以後的發展作了充足的準備。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兩首樂曲的排練：一是《春節序曲》，原本已演出過不少次，但到他手上，一一把以前的錯音找出來，完善了和聲效果；另一是陳培勳先生的《流水》。首演時，我們都聽不到內裡的「乾坤」，但後來關先生指揮再演，排練時不但把錯音（可能抄錯吧）糾正過來，並解釋每個細緻的變化要求，在他的帶領下，整首樂曲的意境充份表達出來，令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理解到作曲家的心意，樂曲的深度。

綜觀關先生的作品，旋律並不突出，但大都簡單、易上口，容易記憶如《豐年祭》及《第一二胡協奏曲》等，配器精煉，故色彩對比豐富，氣氛營造與推進效果甚佳。他曾說過：為甚麼一定要以敲擊來渲染氣氛？能夠不用敲擊，光是樂隊已有足夠對比，這才是一個有質素的樂團，敲擊樂只是錦上添花而已。這是一個重要的藝術觀，對照時下不少作品便可清晰理解。

篇幅有限，拉雜而談，希望能引起各位一點興趣與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