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
驅使科技發展的動力之中，包括人類想看更多的慾望。望遠鏡、透視法、電腦掃瞄、攝影、光學技術等等，歷史上有不少因為科技而引發觀看改變的例子。到了二十一世紀，互聯網以及電子影像的影響力無遠弗屆，我們如何看世界、他人、甚至自己，都產生了一定的變化。沒有工具輔助的「觀看」，還有需要嗎？
機械眼睛看肉體
嚴格來說，經由電子器材傳送的靜態或動態影像，與傳統意義上的圖像有所分別。相對經由光線烙印在瞳孔或菲林上的影像，電子影像由二元數據合成（compose），它「再現」的對象未必一定為眼睛可見，例如胚胎超聲波圖、器官上的癌細胞分佈；或者反過來，明知應該存在的、其缺席卻為眼睛所接受，例如現代戰爭使用的衛星影像中不存在的平民。今天，電子影像的可複製性、對影像的觀看所隱含的原真性，比起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或約翰．伯格（John Berger）曾經論及的，更加複雜。非同質化代幣（NFT）追蹤到數碼藝術品的創作過程，但改變不了合成的本質。在電子影像的語境下，比人類更早一步「觀看」影像的，是閱讀原始數據的電腦。
香港演藝學院舞蹈學院委約英國舞蹈家Alexander Whitley，使用動態捕捉（motion capture， MoCap）技術，轉換九名學生的舞蹈動作成數字化原材料，並由新媒體藝術家Neal Coghlan創作《METAMorphoses》，在2022年1月12日於網上首映。[1] 從發佈日的網上分享會得知，Whitley雖然一直都帶著虛擬舞蹈的覺醒來編舞，亦認識MoCap感應器的特色，但是由於現場只有兩套MoCap設備，學生們必須輪流上陣，不能同時共地，要靠Coghlan把分散的MoCap數據「縫合」為群舞；再按照他與Whitley各自的美學考慮把數據「擬人化」，成為在同一畫面上共舞的虛擬化身（avatar）。
事實上，「擬人化」這說法並不恰當。在長七分半鐘的影片中，直接指向「人」的只是物種的基本形態，即是頭顱、軀幹、雙腳由上而下成直線，有四肢，沒有尾巴。比較數據紀錄的對象——肉體——之精密與化身之粗略的話，「去人化」應該是更準確的描述。沒有面貌細節和性別特徵，他／牠們的手指間歇地出現，腳趾也許藏起來了？關節位置倒是很清楚的用白色球體顯示，令我想到瑞典傢俱連鎖店內有售的原木色人形擺設，它們的關節鑲有鉸鏈，讓買家按心意改變其形態。
《METAMorphoses》以視覺化處理來傳達舞蹈中的肉體空間和時間感知。在不指向現實世界場景的灰黑空間中，化身們身體部位之間的、以及「台位」的空間關係，直接由白線標示出來。半透明的身體裡漸漸變長的白色實線，彷彿把藏在肌肉裡的骨骼帶到了前景。有時部分肢體與白線合二為一，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形」；有時身體完全消失，只有線條組成的塊面在動，令人聯想到十九世紀末英國攝影師Eadweard Muybridge利用攝影技術，令我們看到肉眼不能見的馬匹奔跑時四腳的配合，或者法國藝術家Marcel Duchamp在畫作《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 No. 2》（1912），在靜止的畫面上呈現動態的時間。超越肉眼的能見度的慾望是跨年代的。如果《METAMorphoses》呈現了機械眼睛如何看肉體，透過它，我們對自己的存在載體生得出新的觀看嗎？
令我好奇的是，擁有不同思考進路的編舞和新媒體藝術家，各自好奇的是甚麼。有豐富經驗把MoCap融入舞蹈的Whitley，也不禁慨嘆MoCap難以原汁原味地捕捉人體動作的精密，例如脊柱的活動。如果人體的奧妙是他眼中的美，那麼去創作不能完全呈現其美的虛擬化身，對應著的慾望是甚麼？以《METAMorphoses》看來，創作意念在於空間和時間與動態的關係多於與舞蹈的關係。舞蹈之於其他動物的動作、風中搖曳的樹、流動的水等等，未見必要性。人在此作品中，似乎在抵達「META」元宇宙之前，先要走過卡夫卡式的「metamorphoses」。
「世界（univers）的本義正是獨特的自存（être unique）。每個世界的存在對另一個世界來說，都是一種威脅。」[2]
《METAMorphoses》影片擷圖
橫過賽道的小鴨子
媒體理論家加洛韋（Alexander Galloway）早在2010年已表示，這是「見證有關缺席或可見的議題的政治化」的年代；[3] 視覺文化學者Nicholas Mirzeoff則認為，黑命貴運動中的反警暴抗議，凸顯種族化了的空間如何變成連結的空間，「為預想另一個『美國』提供了方法，使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可能現身於他人前。」[4] 愈來愈低門檻的攝錄技術，社交媒體提供的播放渠道，大大地改變了可見的或不可見的配置。雖然製作精美、技術水平高的影像作品，仍然比較有能力進佔可見性的頂層，但同時亦有初生之犢的嘗試透過社交媒體進入公共領域，令到「甚麼值得看」的標準不再那麼絕對。
《Spiral of Silence》是三個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學生的功課。[5] 據老師丘思詠表示，雖然課程關於舞蹈及動作，但是為了盡量打開學生對舞蹈的想像，她對功課的要求不在技巧水平，而是著重對「動」的思考。功課本來是舞台演出，由於疫情關係，改為以錄像形式提交。紀海奕、金頂頂、司徒紫茵受到「沉默螺旋理論」（Spiral of Silence）啟發，從自己作為女性以及受到社交距離限制而必須留家的現況往外望，把目光鎖定在被家暴而不能離開、選擇沉默的婦女。就如許多城市一樣，香港滿街都是監控鏡頭，在很多人心中，隨時隨地被機械眼睛凝視著是種安全感；然而，無感的監控眼睛，見證再多的暴力也不會生起憐憫之心。《Spiral of Silence》從動作出發，描繪受害者的心理狀況，影像色調偏紅，面孔和手部的大特寫令人意會在狹小家中那隻隨時毆打自己的手有多可怕。三位同學不選擇用舞蹈來對家暴進行批判或敘事，而是用動作來想像。她們的影像語言未至於絲絲入扣，不過，隨著日常語（vernacular）在社交媒體上獲得正統地位，日益被接納為具感染力的語言，甚麼是藝術語言的形式和力量，可以有更多參照。
誠然，不能期望三位同學的家課可以改變社會；事實上，如非認識她們的老師，我大概不會知道有此作品。但它正好引證了社交媒體如何成為不定向的流播軌道，不受現存的美學和經濟機制所規範，彷彿在沿著跑道走向終點的參賽者前橫過賽道的小鴨子。這些在「常理」之外出現的可見性，提醒了我們被忽略的存在。
他人和我眼中的「我」
今年初，香港爆發第五波疫情。俞若玫與團隊籌備了兩年的《一個陰謀論者的房間》，「本意是用低技術的展演去叩問有關高科技帶來的社會影響」，[6] 最終還是人算不如他人算，低技術變了數碼原生，三個演出部分都改為網上直播。構思中，表演者和觀眾在細小的場地共在；執行起來，尋幽探勝、「客賓臨」（happening）式的神秘感無從說起，觀眾只要按一下滑鼠，便可直搗三位創作者的「房間」。房間，本來是他人的視線的最後防線，是公共和私人空間的分界，不過自疫情開始以來，不論是在實體房間內進行網上會面，還是在社交媒體上開設的虛擬房間，公私分界都已經變得模糊。房間成為了世界的全部，我們還分得開向他人展示的和藏起來的自己嗎？
莫嫣邀請觀眾來到《一個懷疑論者的家》。這位悉心打扮的主人，穿上旗袍，結上細菌造型的髮髻，用醫術普渡眾身／心，皆因人體內有一納米路由器，負責傳送疫苗接種紀錄；不想接種的人來到莫嫣的家，高科技來低科技去，喝上用零食加水煮成的湯藥來啟動路由器。可這不是一勞永逸的，每隔三數個月記得覆診！懷疑論者不講甚麼大仁大義，冷冷的嘲諷更切合身份。莫嫣在《一》中沒有展示其芭蕾舞功架，她甚至沒有「舞蹈」，而是以舞者對節奏和空間的敏感，來演繹例如洗擦、煮食等生活動作；在狹窄的斗室中大幅度地移動，或者說話時誇張的手勢，是一個在荒誕日常力保信念的人的費勁和不安。中醫望、聞、問、切，講求人與人的共在，莫嫣不得已要隔空診症，幸得負責直播拍攝的許康年及楊承熹，刻意採用現場觀看的視線角度和距離，不讓鏡頭優越，希望在網路另一端的觀眾，藥不到也可病除。
沒有鏡子，人的面容無法為自己所見，只能永遠地為他人所凝視。這是沙特（Jean-Paul Sartre）寫於1944年的劇作《無處可逃》（Huis Clos）中的地獄景況。劇作中的名句「他人即地獄」中的他人（auturi），「不單指我見到的那些人，更包括看著我的人」。[7] 今天的我們是如何被看的？是一堆有待處理的數據嗎？《究極人類舞者》中的何明恩，頂著他人的身份參加舞者遴選，過程中與她互動的考官，是一把來歷不明的女聲。何在鏡頭前坐下，按照女聲指示輸入資料，那麼，假設女聲是由電腦發出的，何注視螢幕，她看到在鏡頭後面有人嗎？觀眾的視角就這樣被設定了：是在鏡頭後面發出指令的那個「人」，還是如監控鏡頭般冷眼旁觀的機械眼睛？
何明恩（《一個陰謀論者的房間》，攝影：Hong Yin Pok, Eric）
何明恩在聲音以及顯示器畫面的指令下，回應一個又一個的考核要求，可是，她不合格。她的不合格是非常合理的，是電腦精密分析其性格、待人處事、舞蹈技巧上的問題而得出的結論。多複雜的人性，最終都可被化約成數字和圖表。女聲告知何，只要她承認真實的身份，即使不合格也會得到實習機會。何苦思之後，拔足而逃。在現實中，認識何的人不難認出《究》是她給自己的成績單，一次坦誠面對自己的機會，透過創作文本，梳理內在，更勇敢更誠實地讓自我在演出中被體現、被看見。
俞若玫的《入屋》在形式上可能是三部分中最「低科技」的：讀劇。除了少量形體動作、燈光變化和台位轉換，主要是靠邱加希、宋本浩、陳得永以聲音來演繹。不過，三位演員都應用了各自的強項，例如邱加希用動作加強話語的力度，宋本浩以不同聲線對應虛擬角色的性格設定，陳得永流暢的身體感游移於客戶服務員的殷勤與死板之間。俞的劇本有一定的思辯性，能夠帶動思考，然而演出的話需要更多戲劇性來架設一個觀眾可以走進的世界。直播鏡頭在演出過程中停靠在同一位置，觀眾彷彿在劇院中從座位看著舞台，不同的是，不能按自己意願改變觀看的焦點。
《入屋》鋪陳了三種現代的「關懷」：探頭探腦，甚至對自己晾曬的衣服也瞭如指掌的鄰居，是關心還是入侵？為我們度身訂造服務的關係經理，了解哪一方面的我？填充情感空洞的虛擬朋友，隨指頭滑動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便等於尊重我的意願嗎？社交媒體永不停歇的動態更新，運算法代為安排好的行程和購物清單，監控鏡頭捕捉市民每個行動……當科技令我們永遠都活在其他人的注視下，人，就不會再孤單嗎？我們都渴望有獨處的時候，然而人之為人，總會渴求同伴。「社交能力」並非一種知識，而是我們為進入人際關係而願意進行持續的自我協商。然而，在網絡上，有需要嗎？《入屋》的獨居女子，一感到虛擬朋友說話不中聽、「談不來」，便立即去「搜索」下一個。網上的選擇何其多，不怕找不到！他／她／它的自拍照、文字簡介、喜好類別、訂閱者人數、所獲評分，總有一種篩選潛在朋友的方法，未見其人心已有數。精心挑選的頭像定格了讓人看的自己，但它也就只是一個定格，我們成為了遺照中的自己，[8] 在他人的凝視下自戀。學者Gregory Feldman憂慮「自戀加強了現代對重複及沉悶的恐懼，因為在我身邊的只有自己，其他人都不過是用來確認自己的鏡子。」[9]
共在
也許無法迴避的，是二十一世紀的「面對面」已經發生根本的改變。我們每天都體現著自己在物理和虛擬世界的共在。有些時候，在社交媒體上互動的親密，不亞於身體的近距離相處。今天，我們仍然相信共處一室，讓身體接收非話語訊息，感應彼此流動的存在，誰不知明天科技連這也做得來了？也許我們應該拒絕的不是科技本身，而是科技導向定格和自戀的傾向。人喜群居，因為存在除了在於「為」（to be），更在於「成為」（to become）。對他人的愛，讓我們願意持續地協商和改變，讓我們「成為」。
[2] 米蘭．崑德拉著，尉遲秀譯：《笑忘書》（二版）（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頁133。
[3] 參考Alexander Galloway於2010年4月12日在紐約市New School題為〈Black Box, Black Bloc〉的演講：http://cultureandcommunication.org/galloway/pdf/Galloway_Black_Box_Black_Bloc.pdf
“Again, the proposition: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millennium are shaping up to be a politics not of time or of space but of appearance… Instead of a politicization of time or space we are witnessing a rise in the politicization of absence- and presence-oriented themes such as invisibility, opacity, and anonymity, 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fication and legibility, or the tactics of nonexistence and disappearance, new struggles around prevention, the therapeutics of the body, piracy and contagion, informatic capture and the making-present of data (via data mining).”
[4] Nicholas Mirzeoff, “Persistent looking in the space of appearance #BlackLivesMatter”, in Rosemarie Buikema, Antoine Buyse & Antonius C.G.M. Robben (Eds.), Cultures, Citizenship and Human Right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9), pp. 11-30. DOI:10.4324/9780429198588-2
“By articulating racialized space with spaces of connection in protest at police violence, Black Lives Matter created a new means to prefigure a different ‘America,’ one in which it might finally be possible for citizens of all kinds to appear to each other.”
[6] 《一個陰謀論者的房間》電子場刊：https://bit.ly/3focuP1
[7] 沙特在著作《存在與虛無》（L'Être et le Néant）中的說明：「auturi n’est pas seulement celui que je vois, mais celui qui me voit」 （Paris: Gallimard [1943], Tel, 1982, pp. 273）
[8] 參考Eva Illouz, Cold Intimacies –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 (UK: Polity Press, 2007).
[9] “However, narcissism also encourages the modernist terror of redundancy and boredom as it results in the self being surrounded only by the self by reducing others to mirrors for self validation.” (Gregory Feldman, “Love and Sovereignty”, in Rosemarie Buikema, Antoine Buyse & Antonius C.G.M. Robben (Eds.), Cultures, Citizenship and Human Right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9), pp. 97. DOI:10.4324/97804291985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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