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聽此樂、如遇其人──香港中樂團《黔嶺素描》音樂會觀後感
文︰查太元 | 上載日期︰2023年5月29日 | 文章類別︰眾聲喧嘩

 

主辦︰香港中樂團
演出單位︰香港中樂團 »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日期︰20/5/2023
城市︰香港 »
藝術類別︰音樂 »

這場音樂會原本應該在2020年舉辦,但因疫情緣故推遲三載。節目開演前的晚餐,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先生問我:「為何一位台灣的學者會想要研究大陸的作曲家?」緊接著又問:「為何一位台中的學者會想要研究上海的作曲家?」我思考片刻,說了一句略帶客套,但又感到很合適的答案:「朱踐耳不只是上海、中國大陸的作曲家,他應該是世界的作曲家。」

 

我不能確定從甚麼時候開始聆聽到朱踐耳的作品,但在認識中國近、現、當代音樂發展歷程,以及從香港拿索斯、雨果發行的諸多唱片中,總會時不時接觸到他的音樂。對年輕時的我而言,朱踐耳是音樂史書中遙不可及的「大神」「名人」。2015年時,我在復旦大學交流,先是在東方藝術中心觀看趙季平《和平頌》音樂會時,意外發現朱老恰好坐在我的後方,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大神」本人;數月後,又在上海音樂學院舉辦的紅歌音樂會中,見到朱老仍是穿著低調的淺灰色西服出席,只因為節目中演唱了《唱支山歌給黨聽》。我那時就在想,這麼一位瘦小、內向、靦靦的老人,怎麼能在諸多管弦交響音樂作品中,發揮出強大的氣場、威力,直擊人心?

 

2016年,我應上海《橄欖古典音樂》雜誌邀稿,以中國著名作曲家為主題,撰寫了一篇文章,而我選擇的人物正是朱踐耳。當時的考慮其實很簡單:一是朱老生平材料豐富、足以支撐文章結構;二是朱老作品形態多變,而且收放自如,尺度把握合宜,不像有些作者作品流於俗套一味讚頌,或有些只顧展示煽情戾氣。文章發表不久後,上海愛樂樂團節目部主任來信,稱指揮家陳燮陽先生想聯繫我,幾經交流,才得知朱老閱讀了拙文,通過陳指揮轉告謝意。再後來,上海音樂學院的金橋教授赴台訪問,朱老委託金教授向我贈書,書上還綁了紅綢緞,十分隆重,並附上一封信寫道:「感謝你對我的創作的關心!我現已94歲,到了暮年,不能再在創作上改進創新了。您的意見,對我總是安慰,批評也是對我的關心,我很感謝。」我更訝異,一位著名的音樂界長者,是那麼的謙卑、溫良、柔和,一丁點兒架子也沒有,這難道就是傳說中的「宗師風範」!

 

我曾於2016年8月及2017年5月,兩度拜訪朱老,他那時身體狀況已不好,話不多,經常是夫人舒群女士代言,偶爾說到關鍵處,朱老才補充幾句,並搭配著輕巧善良的笑聲。可惜在最後一次拜訪後沒多久,朱老便離開人世。在此之前,他曾對我表示,對2005年台灣省立交響樂團委約的交響詩《山魂》不夠完美而感到遺憾……

 

2018年中,我撰寫完博士論文後,有一段空閒時間,突發奇想:不知朱踐耳的《節日序曲》若改編成國樂(中樂)版本,該會是如何樣貌?為甚麼還沒有人嘗試呢?於是經我大膽「搗鼓」後,幾經修改,國樂版《節日序曲》終得在2019年元月由黃光佑指揮中華國樂團,假台北國家音樂廳首度演出。當晚,我將錄音發給陳燮陽先生,隨後得到了他的回覆:「太不可思議了!請給我總譜,我會指揮。」十分榮幸,香港中樂團《黔嶺素描》音樂會,將這個移植國樂版的《節日序曲》納入其中。而也因為疫情推遲的緣故,近年經彭家鵬指揮蘇州民族管弦樂團的數次演出實踐,令國樂版《節日序曲》得以修改完善,在香港隆重上演。

 

除《節日序曲》以外,音樂會還演奏了由董曉露獨奏大提琴的《搖籃曲》(陳燮陽移植,選自《南海漁歌》第一組曲第三樂章)、由胡晨韻獨奏的嗩吶協奏曲《天樂》(陳燮陽移植),以及朱踐耳親自配器的《悲調》(選自《南海漁歌》第二組曲第四樂章)、《黔嶺素描》等。這場音樂會的曲目設計,可說是偉大的創舉──即以全場國樂形式曲目,紀念一位以西樂作品為主的重要作曲家,這充份表現出朱踐耳的創作並不拘泥於形式,重點在於音樂內容本身。以不同形式表現,既有不同風味,也同樣展示出了朱老的風采菁華。

 

我在音樂前四天到港,觀看了樂團三場排練、綵排走台以及演出現場。雖然對香港中樂團並不陌生,以往也觀看過該團許多節目,但這次赴樂團深入探訪交流,還是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數年未見,今時的香港中樂團似乎更佳年輕化,雖然對一些傳統元素的詮釋表達需要更多的調校,但表現出來的音樂似乎更加明亮一些,並不失過往的穩重風格。樂師們無論是排練或演出,精神面貌都保持在相當理想的狀態,而且對細節處理不懈追求,讓我學習到一組訓練有素、技藝超群,又富含敬業精神的團隊,該是怎麼運作。

 

從音樂效果的處理來看,陳燮陽似乎傾向於西化和諧的表達,例如在《節日序曲》中的主題段落,仍是選擇革胡(原大提琴)合奏,去除掉我本欲使音色飽滿而設計的中音笙聲部。在《天樂》與《黔嶺素描》第二樂章〈吹直簫老人〉中,某些特殊獨奏樂器(如管子及塤)加上了新笛,意圖讓音色更加柔和。但有時陳指揮也會重視中國傳統的音色,例如《悲調》中的管鐘段落,排練時感到過於「洋化」,於是要求打擊樂師加上傳統大罄合奏。

 

樂團首席董曉露演奏的《搖籃曲》,旋律表達很柔美,聽得舒適,只可惜在文化中心音樂廳的聲場效果下,顯得有些悶。事實上,整個低音聲部在音樂廳表現不如在排練廳有力量。甚至有些打擊聲部,即便已經奮力敲奏,仍沒辦法讓人感受到「掀翻」的快感。與之相對,胡晨韻獨奏的《天樂》,顯得張揚許多,充滿強烈自信與戲劇效果,能緊緊勾住聆賞者的思緒。《天樂》有一段「緊拉慢唱」式模仿戲曲的段落,遞進到澎湃激昂、亂中有序的合奏音響,真的使我有種「升天」的錯覺。

 

與大陸許多樂團近年追求「高快硬響」不同,在陳燮陽執棒的本場演出,樂團演奏出的音樂,整體是讓人感到適意、恬逸。以《節日序曲》為例,早年陳燮陽指揮的版本也略快,但在2018年5月陳燮陽指揮俄羅斯國家交響樂團、假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舉行的《感恩母校》音樂會上,陳燮陽嘗試以較為舒緩的速度詮釋《節日序曲》,結果出奇的好。(音樂會實況錄音已由雨果公司出版。)而在此次香港中樂團的演出中,陳燮陽依然使用了同樣的表現手法,這也是國樂版本《節日序曲》首次以較為內斂的方式呈現,我認為相當理想,也符合朱老留在我心中的形象。而在《黔嶺素描》第四樂章〈節日〉中,陳燮陽甚至改變了樂譜上要求的極快速度,同樣採取沉穩的方式表達,讓人聽到了更多細節,別有一番風味。在排練的過程中,我也特意問了陳燮陽指揮如此舉措緣由,記得他回答的原話是:「不要搞得死快死快的,沒意思!」

 

從結果來看,以國樂形式呈現朱踐耳作品,完全不比西樂版本弱勢,甚至有些地方還更為優秀。例如《黔嶺素描》首樂章〈賽蘆笙〉,西樂木管聲部不如國樂原本的笙來得「狂野」,次樂章〈吹直簫老人〉亦為是,以國樂吹管樂器更顯蒼桑浪漫。甚至《節日序曲》,作曲者本就說道起首小號聲有「嗩吶的氣派」,而當嗩吶真的吹響那幾個音符,「氣派」確實躍然而出。

 

音樂會的最後,則是令我這樣的研究者驚奇的曲目──《歡欣的日子》。按說這首曲子並不稀奇,其原形《翻身的日子》是相當著名的紅色音樂,近年也常在朱踐耳音樂會中充當返場(再請)曲目。但是,我留意到此次香港中樂團準備的樂譜,是從未見過的版本。朱踐耳1953年創作中西樂隊混合編制《翻身的日子》後,曾經出現鋼琴、手風琴改編版本,甚至彭修文也曾移植成國樂合奏版本。2005年,朱老將作品重新以西洋管弦樂形式配器,並將作品以諧音更名為《翻身的日子》,更加花俏、活潑。香港中樂團此次演奏的《歡欣的日子》樂譜,封面上載明係1999年作者親自配器,而且已經取名為《歡欣的日子》,卻沒有後來2005年西樂版本那麼花俏,翻查朱老《創作回憶錄》也見不到相關記載。大膽推測,或許是朱老在重寫西樂版《歡欣的日子》前,使用國樂編制先做了一次修改,而這個細節或許從未公開。也可以說,

在這場音樂會上,樂團重現了一曲朱氏「既熟悉又陌生」的短小作品,十分可貴。

 

前陣子從香港友人處得知,近日在香港的音樂會現場曾出現一些關於觀眾秩序的問題,不免讓我擔心。其實,在這次音樂會中,我確實也遇到一點感到尷尬的場面。在《節日序曲》演奏時,堂座有一位長者整理塑料袋,引發了一些噪聲。而在《搖籃曲》與《天樂》的演出過程中,我附近也有兩位長者交談,時間不短、音量不小,直至鄰座男士揮手示意制止才得以安靜(後來才知曉這位鄰座男士是著名學者周光蓁博士)。下半場亦有《黔嶺素描》樂章間鼓掌的情況出現。我有些懷疑,是否疫情太久,大家太長時間沒進音樂廳了?

 

從學術的角度來說,海內外關於朱踐耳的相關研究不勝枚舉,甚至在音樂會演出前一晚,一位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朋友說,學校舉辦了一場關於朱踐耳的講座。甚至,朱老晚年出版了《朱踐耳創作回憶錄》,自己把創作歷史、樂曲分析、內容意境,悉數交待,留給後人生產學術論文的道路十分有限。那麼,我認為關於朱氏創作,也不需要再多餘贅言,只要聆聽,足矣。此次香港中樂團聯袂陳燮陽傾情呈現的《黔嶺素描》音樂會,向大眾提供了品質甚佳的聆聽機會,功德無量。

 

 

本文章並不代表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之立場;歡迎所評的劇團或劇作者回應,回應文章將置放於評論文章後。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

 

 

 

九江學院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