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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劇場裏思辯公義：談《辯護人》的創作策略
討論劇目：《辯護人》
藝評人：盧宜敬、李博文
主持：陳國慧
初稿整理：江祈穎
定稿：盧宜敬、李博文
《辯護人》改編自台灣真實發生的無差別殺人案件。編劇郭永康由辯護律師陳哲豪的角度為主軸，他因為要幫死刑犯辯護而受了很多輿論壓力，在多方面都出現一些拉扯和針鋒相對，如為這位死刑犯作非常上訴以及修復式司法，令社會如何看待他的作為律師的身分，他亦需面對家庭的矛盾，在這個旅程中繼續爭取自己所謂的公義，探討人究竟有沒有教化的可能性。如何處理如此思辯式的課題，是作品的最大挑戰，以下就劇本特色、角色塑造和舞台設計三方面，深刻探討這部由張可堅執導，借台灣當地案件引發觀眾思考的戲劇。
（一）真實案件與戲劇處理異同
劇作源自2014年在台灣引起很大迴響的真實案件，主角陳哲豪律師的原型真有其人，李博文事前做了不少資料搜集，知道新聞報道上的那位律師叫王致豪，文本呈現時只不過把致豪換成讀音差不多的哲豪，所以角色有血有肉。在人物設定與社會事件上，亦很忠於發生的細節，細緻如律師看《海底奇兵》會哭，還有較重要的真相，例如律師小時候被欺凌，並曾經帶把刀想殺人，這亦在訪問中律師曾向記者講述，編劇有嘗試從中把一些細節資料放進文本。而最關鍵最能勾著觀眾的是：兇手的殺人動機是甚麼，真實的殺人兇手鄭捷他說是因為小時候承諾了殺人，編劇把真實的動機放進劇本之中成為王然。
相對下，戲劇處理上有所改動，如現實中在律師與兇手交談前早就知他的殺人動機，劇本上則在最後律師與觀眾才知道動機是甚麼。而真實律師其實反對死刑，而劇本轉化成主角支持修復式司法，另外律師之所以小時候沒有殺人，真實原因是因為有朋友陪伴，在劇本中改成因為妻子告白放下殺人念頭。其實編劇美化了律師，因為真實的律師有出現「約炮」事件，雖然沒有真實承認，但新聞報導中其實講述他的妻子原諒了這件事，但在劇中則說「約炮」是普羅大眾仇視他的魔鬼行為捏造出來。
基於台灣背景，《辯護人》基本上都沿用台灣的地道詞匯，用廣東話講出來，陳國慧覺得觀看時有些許距離感，可以思考這事件對當地引起的迴響，但疑問能否令我們對所身在香港有所反思。戲末的演講其實真有其事，文本中不少對白其實都引用自那個演講，所以可以理解這部戲很難不沉重。雖然編劇有營造輕鬆的氣氛，如吳醫師會帶來些許娛樂性，令戲中沉重的思辯得到舒緩，但當辯護人面對無論家庭、司法制度或社會輿論周邊環境的影響，種種處境都令到這位角色值得受關注，並成為戲劇主角。
（二）思辯式劇本放在日常語境中的挑戰
《辯護人》編劇郭永康透過台灣真實案例，明確地讓觀眾在詞彙理解上有更深刻的認識，討論概念的思辯式舞台作品著實不少，這類劇本很難處理。就著思辯式內容或概念的討論如何放入劇場，陳國慧馬上聯想起《十二怒漢》有類似境況：對著另外十一人都說疑犯有罪時，如何堅持自己信念去抵抗其他人。盧宜敬覺得最具挑戰性的，是《辯護人》中編劇把概念討論都放在日常語境之中。《十二怒漢》的寫法，是把場景集中在法庭上或等候室中，這些場合中人物不需知道其他人背景，就可以單純討論案中的證據是否足以證明疑犯有罪，令很多說法會較容易處理，並由此發現原來某位陪審團的出身背景，導致他帶了某些偏見，作出錯誤判斷。
但《辯護人》剛好相反，劇本聚焦律師生活的不同面向，無論是工作上面對電視節目人、醫師、受害者家屬或囚犯等人們，透過這些眼睛多角度去看律師生活，又或家庭中妻子女兒對他的影響，就看到這位角色會不停遊走於不同位置，嘗試照顧不同人的需要，但同時他的信念亦很難平衡各方面的需要。盧宜敬指如何在日常的挑戰中傳遞主角的信念，同時面對生活中的挑戰，兩方面的衝突又如何解決，這就是寫劇本的難度所在。把有真實原型的律師放在劇本中，需要有些虛構成分，創作人使主角與不同人發生衝突並和解，令觀眾可以投以同情甚或認同他的做法，並透過主角與其他角色的張力構成，傳遞出某種訊息及理念，但這令整劇的難度更高，陳國慧認為主角的位置在劇本中間不斷游移，令人很難拿捏得到人物塑造的焦點究竟在哪裡。
主角通常需要有勢均力敵的反派或敵人，在法庭設定上為兇手作辯護時，理所當然的對手就是檢控官，但李博文指出，在《辯護人》中檢控官是缺席的，文本中對抗主角的角色並不勢均力敵。其實律師不難跨過戲劇衝突製造出來的障礙，但受限於既定事實而限制了對立力量。例如死囚在非常上訴申請成功前已被處決，結果真實情境中找不到戲劇推力。戲劇焦點似乎以家庭線為主，主線變得模糊。律師為死囚辯護而離家，因而家人怕被別人跟蹤，需要搬家，家庭如何面對社會壓力成為最大爭拗。中場休息後最大的衝突就是女兒被人捉走了，妻子覺得要兼顧女兒的安全以及丈夫對事業理念的追求，最後妥協離婚去成全丈夫，律師難以平衡事業與作為父親與丈夫的角色，變成劇中最重要的主線。正邪對立及敵方的缺席，盧宜敬看成為編劇的溫柔，使真正對立面不落在檢控官，而在生活不同層面，例如當主角追求修復式司法，受害人家屬的傷痛就要無限期延長；當主角要追求程序公義，就導致家人失去父親。觀眾追看律師如何克服這些障礙，是否能在家庭與婚姻做一些挽留，能否填補這個父親的缺席；是否能說服受害人家屬接受並坐下來對話，進行修復式司法。
（三）以「承諾」作為母題
承諾在整劇中相當重要，例如兇手殺人是為了達成小時候對自己的承諾，律師如此堅持正義是源於他對自己職業的承諾。李博文認為律師對承諾相當矛盾，他的堅持其實忽略了很多東西，包括與妻子婚姻上的誓詞、接女兒放學的承諾。他為了得到讓兇手與受害人家屬見面的機會，堅持等待死囚答應，而後接不到女兒放學，放棄了對家人部分的承諾，承諾與主角行動相違，可見承諾之間有輕重之分，很堅持某些承諾，但同時又忽略了另一些承諾。這種承諾貫徹在不同層面上，例如法律制度承諾給人一個公平的審訊並主持公義，所以似乎《辯護人》所環繞的就是承諾，亦是創作者想透過這個戲帶出的訊息。
陳國慧覺得編劇嘗試以承諾產生不同張力，因為角色面對兩難時，觀眾會思考自己應站在哪一方，才令戲劇充滿的追看性，律師主角要維持信念，又與家人的承諾產生矛盾時，如何去面對就令劇情引人入勝。而法律相關的戲劇最能引起張力的法庭戲，《辯護人》雖然一場也沒有，但其實家庭會議以法庭形式進行，夫妻在家庭處理複雜的法律概念，其實他們在討論甚麼是承諾，《辯護人》似乎希望透過一個日常的場景處理戲劇核心的問題。演後討論會中，鹽叔覺得劇本似乎使用家庭去平行隱喻真實法庭，以理性模式去思考夫妻關係及女兒的成長，並以法律用語討論承諾的重要性，把婚姻的承諾與作為律師的誓詞放在同一場戲中，從而製造出兩者的對照。盧宜敬覺得這對照值得斟酌，因為兩者關係似乎並不必然，亦顯得其不寫實之處。陳國慧覺得在寫實與否之間模棱兩可的演釋，令她看得不太舒服。當婚姻關係幾近破裂，情感如此濃烈時，還可以思辯維繫法治的需要，太太為何可以如此理性而不發瘋，甚至說離婚是為了成全丈夫的事業信念，繼續婚姻只會對他造成障礙，這令人以為太太亦是律師。文本如此思辯式的概念表達，卻放在日常語境之下處理人性，編劇含糊的選擇令觀眾難以接收。
李博文認為律師對承諾的偏執達至極致，而妻子會用離婚作為支持丈夫做自己的手段時，她對婚姻承諾的追求亦相當偏執，所以無論律師還是妻子都不是寫實的人，真實事件中的律師並非毫無瑕疵的，他會做不太正當的行為，但會得到妻子的原諒。編劇沿用真實妻子的角色設計，透過諒解及支持丈夫表現妻子。但律師似乎表現得太完美而不太真實，成為追求單一理念的正義化身，無論對受害人家屬、對妻子，律師都站在說教的位置，論説其堅持理念與法律公義的重要，李博文覺得會令角色不討好，亦看不出律師背後的人性想法。
（四）角色立體面的期望失落
現時太太對老公百分百信任和無條件支持，這種角色定位似乎太平面，盧宜敬思考妻子背負着甚麼，當老公經常不回家又不接電話，又被外人指責他有外遇時，妻子會否有一絲猶豫，能否百分百去相信他呢？老公被淋屎，而女兒會有危險被綁架，亦對妻子帶來很大衝擊，究竟離婚是單純為了實現老公的理想及信念，還是老公追求理想的同時，要經常承受不安全的狀態，真的很難和他一起走下去，因為真的疲累了？這些人物塑造可令太太變得立體完整。而律師為何如此堅持為殺人犯辯護，雖然劇本亦以陳律師之口說明，但陳國慧更渴望透過他與不同人的交流，看出他堅持的原因。
律師一直想探問犯人真正的殺人動機，而真實殺人事件其實背負很多暴力訊息，編劇選擇把殺人犯的動機或矛盾放得較次要，甚至刻意模糊殺人犯本身，以他因為兒時承諾而去殺人為原因，盧宜敬質疑原因是否簡單三言兩語可以說盡。這會更美化律師的辯護，卻難以掌握律師幫殺人犯的原因，但殺人犯被處決使說法無法求證，這原因就會成為主流論述，律師永遠不能確定真正的原因，這就是他最痛的地方，無法透過理解社會背後的問題，而預防往後可能再發生的慘案。
律師因為要與殺人犯王然對話，所以說出小時候想過去殺人這件事，間接透過施害者挖掘主角的記憶，兩人的過去似乎類同，在序章中王然曾與律師一起以聚光燈定格起來，其他角色在其身邊走過，李博文認為這說明殺人犯其實無貌可辨，每個人也可能成為殺人犯，加上尾段用盒子比喻人，說明每人內在有甚麼其實沒有人知道。劇中殺人犯與母親的最後對話，令人覺得他並非如大眾眼中是一位惡魔或禽獸，可能只在某方面性格有缺失，因為一時衝動而殺人，思維或許不太正常，但和其他人的分別並不是很大，透過呈現殺人犯，這就引出並探討人能否被教化的議題。
「人有沒有教化可能性」這個核心信念其實應該由陳律師體現出來，但句子卻由吳醫生之口說出來，陳國慧覺得未必最合適。因為他並非主角，形象亦較活潑，有個人特色產生喜劇效果，有種謎一樣的狀態，但吳醫生說完後，卻被指責說現在並不是個人表演的時間，盧宜敬感到很奇怪，疑問編劇究竟想把他放在甚麼位置。劇中描述吳醫生為促進者，但首場辯論中他並不想說話，但之後場次卻說大家不給機會他說話，令人難以摸索，不知道他在戲中的旅程如何。李博文覺得吳醫生能作為法官的隱喻，因為醫生處事手法有點像法官 ，亦比其他人與司法機構有更緊密關係，另外法官亦依據醫生去判斷人有沒有教化可能性，並作為判決死刑與否的關鍵因素，吳醫師一句說話就可以決定囚犯的生死，與法官作出判決在功用上很相似，但法官不可能在電視節目呈現判決，亦不可與其他律師或相關人士有親密接觸，可能基於這些考慮，而選擇用醫師角色輕鬆地呈現最接近法官的判決思維。
（五）舞台簡約寫意
《辯護人》的舞台設計相對寫意，很多演出線條或走動安排其實有特別取態。盧宜敬指舞台相當簡約，從觀眾視點去看舞台是一個微斜台木地板，舞台深處有走廊及空間，上方有一塊傾斜圓形白色天花板，尤如一個揭開了的空間，這個天花板上有個孔，一度光透過這個孔射到舞台正中央，相對較寫意，亦有頌缽的聲音，構成禪意的氛圍。劇本其實穿梭了很多不同的場景，導演會用一些傢俬去砌成場景，例如用椅子作梳化、一些紙箱和燈，這些東西稍為移動就會構成其他不同的場景。
李博文視傾斜舞台為呈現社會輿論一面倒的面向，對殺人犯及辯護人爭取上訴並不公平，而很多場景例如電視辯論中，律師與對手並沒有在斜台上表現誰高誰低，似乎表現兩邊不同聲音較公平的對峙，吻合劇本的思辯取向。每個角色立場不同都有不同意見，但演員在舞台上的移動比較少，有時候站在台上不再移動，甚至坐在椅上不動，演員亦多數橫向移動，很多場角色只有側面面向觀眾而沒有正面，似乎暗示觀眾只能看到事實的單面，並不能看到整個真相，即使感情亦是一個片面。在家中會用一些紙箱，可能是暗示他們快要搬屋，紙箱由左搬到右，表示一個時間與地方的改變，而且劇本較重要的意象就是箱子，象徵不同人也是一個箱，演員坐著不動似乎亦想強調一個四方箱的意象。演員走動的可能性較少，陳國慧認為但是基於導演取態，想觀眾較專注聽角色的說話內容，亦與節奏有關。
如何轉換場景，其實視乎導演想以甚麼速度及力量，串連不同場口。現在每場完結時，都有很清晰的轉景時間及空間，燈光先暗起來，幾位後台人員用同一速度由同一個方向進入，同一時間放下，再同一時間離開，是一個經過排練的轉景，這種轉景安排令全劇節奏減慢，所以觀眾接收時會有種慢下來，可以調息呼吸的感覺。盧宜敬認為這並非接收整部戲的合適速度，因為這部戲是說律師堅持他的司法公義，如何面對紛亂的世界，面對一面倒的反對及千夫所指，他依然需要在死刑執行前，用僅餘時間去追求修復式司法。如果我們把所有轉景甚至中場休息略去，由律師的行動動力去帶動節奏，貫穿整個戲，所給出的壓迫感會完全不同，而最終那個頌缽的聲音可能會來得更有效。陳國慧認爲頌缽在頭尾出現，作爲圓滿及呼應的意象，所以或許節奏慢是希望能契合意象。
（六）結語
始終這文本甚具挑戰性，有很多不同思考在其中，觀眾亦要思考完場投票決定是否會擔任王然的辯護律師，文本亦很能夠反映郭永康對人性議題的關注。「修復式司法」在戲中不斷出現，是《辯護人》在劇中想與觀眾分享的概念，不但能對觀眾帶來一定衝擊，也對我們身處城巿所面對的現象能有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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