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
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在九十年代的內戰和解體催生了七個新國家，其中克羅地亞（Croatia）與斯洛文尼亞（Slovenia）如今是歐盟成員。前南國家浴火重生，內部卻仍然面對著種族不和、腐敗、民族主義抬頭、專制傾向等問題；加上戰爭遺留下來的舊債，使她們普遍不願與鄰國重修舊好。相反，新國家之間的摩擦與政治鬥爭無日無之，以科索沃（Kosovo）和塞爾維亞（Serbia）為甚。由歐盟主導的塞科談判已耗時超過十五年，但依樣徒勞無功——塞爾維亞拒不承認科索沃獨立，科索沃則繼續努力鞏固主權。撇除塞爾維亞，其他南斯拉夫的繼承國大多渴望加入歐盟，務求在政治甚至文化上擺脫動盪不安的西巴爾幹（Western Balkans）地區，投向她們所嚮往的歐洲。然而，這些國家能夠加入歐盟的日子遙遙無期，事關她們在人權、民主、法治等方面的進展不如人意，其鄰國關係也是燙手山芋。
儘管局勢黯淡無光，西巴爾幹的文化界依然迎難而上，希望建立起溝通的橋樑和常態。奈何前南國家的文化產業自身難保，往往面臨沉重的財務問題、政治干預和偶發審查，使她們在營造信任、團結與和解氣氛方面力有未逮。綜觀過去三十年，前南斯拉夫國家的官方交流與文化合作總是點到即止、寥寥可數，象徵性大於實際，且政治掛帥。這些協作項目所遭遇的障礙十分繁瑣，譬如簽證問題，也包括各方激進團體和民族主義者對任何文化交流、溝通與常態化的試驗的反對——甚至連主流政治家亦對有助共襄太平的企劃嗤之以鼻。某些情況下，在貝爾格萊德（Belgrade）和普里什蒂納（Prishtina）[1]，極端組織的反撲非常激烈甚至暴力；尤其是當科索沃藝術家在塞爾維亞組織文化活動時，激進團體的抗議乃意料中事，戲劇演出不得不尋求警方保護。
polip國際文學節
前南國家的政治氣候固然不造美，但我們亦不能忽視，過去幾年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裔[2]藝術家所推動的若干文化倡議。它們確實有為兩個民族的關係降溫，喚回和風細雨，也影響了兩地的社會與政治解放。當中不得不提2011年，塞科兩國互相出版了對方的文學選集——此前，塞爾維亞超過二十年幾乎沒有出版過阿爾巴尼亞裔作家的書籍；科索沃的情況亦相距無幾，出版和翻譯塞爾維亞語書籍已然變成了一種禁忌。以上兩本文集，一本是在科索沃出版的塞爾維亞當代文學，一本是在塞爾維亞出版的科索沃當代文學，可謂該區最重要的文學與文化創舉之一。從那時起，科索沃和塞爾維亞才相互翻譯及出版了對方的一些書籍。這個文化景觀上的「正常化」另一關鍵是polip國際文學節——它在普里什蒂納舉辦了十五屆，由當地的文藝組織「Qendra Multimedia」籌辦，一直支撐著整個前南地區的文化合作。十五年來，數百位區域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參與了這個文學節，並本著相同精神完成了幾個重要的戲劇項目，包括《超級愛國市場》（Patriotic Hypermarket）、《巴爾幹妓院》（Balkan Bordello）、《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等。應該說，塞科兩國歷來的文化合作和交流，皆是由獨立文化界和個別藝術家領頭的，非關國家公共文化機構推動。
《超級愛國市場》（Patriotic Hypermarket），
科索沃Qendra Multimedia及塞爾維亞Kulturanova聯合製作
從2010至2018年，塞科兩國蒸蒸日上的文化合作與交流催生了各種文化倡議，在文藝組織、藝術家之間締造了新式夥伴關係。科索沃方面的推手是Qendra Multimedia，其他組織如DokuFest電影節、Integra和Artpolis和藝術家亦緊隨其後。多年來，她們致力維繫科索沃與塞爾維亞的雙邊文化協作，跟「文化去污中心」（Center for Cultural Decontamination）、Krokodil協會、Beton藝術組合（Beton Collective）、Heartefakt等塞國單位合作。毫無疑問，已故塞爾維亞劇作家Borka Pavićević的穿針引線也功不可沒。自九十年代初，她創立了文化去污中心，一所文化與知性上的堡壘，用以抵制民族主義，以及塞爾維亞在政治、社會層面上的「軍事化」。Pavićević在2019年逝世，她畢生熱心支持人權，崇尚自由，振聾發聵，對前南國家的文化合作持開放態度。
Borka Pavićević與The Demolition of the Eiffel Tower科索沃創作團隊，
塞爾維亞「文化去污中心」
在這一階段的文化合作中，劇場扮演著中心角色，數個重要的塞科聯合製作得以面世。第一部由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裔演員同台演出的戰後[3]作品，是來自科索沃Qendra Multimedia和塞爾維亞Kulturanova的《超級愛國市場》。這部劇本為雙作者，一位科索沃人，一位塞爾維亞人；演員們同樣來自兩國，各自用自己的語言表演；而其導演則為巴爾幹區域文化合作的另一中流砥柱、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著名導演Dino Mustafić。該劇於2011年10月在貝爾格萊德的Bitef劇院首演，並成功巡迴其他前南斯拉夫地區，包括科索沃國家劇院。類似的模式也適用於製作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乃至其他劇作。在政治危機和局勢升溫之際，舞台似是最後淨土，讓兩族人民能心無芥蒂地理解彼此。
正當科索沃和塞爾維亞的文化交流看似要步上正軌，這段蜜月期卻在2018年左右戛然而止，到近年已面目全非，令人遺憾。塞爾維亞的政治氣候丕變，窘礙了她與科索沃任何形式的互動（哪怕是文化互動）；而在科索沃，區域合作（甚至是跟塞爾維亞）也不再受關注。
未來將如何演變，很難說。誠然，加強區域文化交流，建立今昔批判思維，養育一群更開放、進步和解放的政治新世代，永遠是改寫這片創傷之地命運的正解。然而，未來孰好孰壞，很大程度取決於塞爾維亞的一念之差——她大可依然故我地輸出地緣危機，也可轉型為東南歐地區安定繁榮的支點。塞爾維亞能否擺脫南斯拉夫的歷史陰影，是一個棘手的問題[4]。目前她的政治形勢並不容樂觀：那裡的批判聲音不斷減弱，公民社會逐漸萎縮，「獨立媒體」的概念變得陌生；文化界更是不堪入目，遭壓制殆盡，只有為數不多的抵抗者在沙漠中獨自發聲……
即便放眼巴爾幹地區其餘的國家，如北馬其頓（North Macedonia）、黑山（Montenegro）、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以及科索沃，情況也不相伯仲。地緣戰略的發展愈見模糊，特別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特朗普上台之後。對於自身想要代表的價值觀，抑或想要追求的政治和社會願景，前南斯拉夫的繼承國們都莫衷一是。她們似乎想坐等國際強權的博弈分出苗頭，才決定歸向何方，哪怕這種「務實」的策略根本無益於整個巴爾幹地區。
（照片由作者提供）
（中文翻譯及編輯：杜偉航）
[1] 貝爾格萊德為塞爾維亞首都，普里什蒂納則為科索沃首都。
[2] 阿爾巴尼亞共和國（Republic of Albania）為南斯拉夫以南的另一社會主義國家，與科索沃接壤。科索沃雖為南斯拉夫塞爾維亞的自治省，人口卻以阿爾巴尼亞人為主，故造成長期的分離主義傾向。為免混淆，本文將稱居於科索沃境內的阿爾巴尼亞人為「阿爾巴尼亞裔」。
[3] 指南斯拉夫內戰後，即1999年後。
[4] 作者這裡的意思是，塞爾維亞自視為南斯拉夫的主體，故她對於聯邦解體的「歷史屈辱感」遠高於其他本就渴望獨立的前南國家。因此，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與領土收復主義（「大塞爾維亞」主義）也相對具擴張性甚至侵略性，成為了巴爾幹民族問題的「製造方」和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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