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幻想描寫真假難辨的現實、以經典文學訴說香港現今藝術狀況——評香港藝術節舞台劇《酒徒》
文︰鍾雨晴 | 上載日期︰2026年5月25日 | 文章類別︰眾聲喧嘩

 

節目︰《酒徒》 »
主辦︰香港藝術節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城市︰香港 »

「我係劉以鬯,呢個係我嘅故事。」

 

五個女演員分別坐在五張紅色的矮膠凳,徐徐呼喊出台詞,為舞台掀開序幕。不一會,本來空無一物的舞台架好場景設計,伴隨演員擺放道具的場景設置——這是「超貧窮劇場」舞台劇《酒徒》、2026年度的藝術節節目的首幕。

 

舞台劇《酒徒》改編自劉以鬯筆下的同名小說。來自德國的劇場導演塞吧斯汀·凱撒為向其前衛文學精神致敬,以流動劇場的風格呈現舞台劇,始開啟第一幕由零至一的故事歷程。是次改編的作品《酒徒》是1962年出品的香港經典文學小說,以其意識流敘事著稱。本次詮譯的舞台劇延續了小說的非線形敘述手法,描寫主人翁於創作的低潮中,在現實與幻想之間不斷浮沉,以醉倒的姿態獻給香港的藝術,又以清醒的模樣拷問當代社會如何看待藝術品,有否擁護它的價值、又是否曾看低藝術。舞台劇《酒徒》表達的是六十年代藝術家於香港這片地,亦將中心主題繞回現代社會,假如這位作家來到今天的社會,又是否有轉機,藝術的詮譯是否有困難,會否再次陷進同一的死胡同。

 

因為對意識流有著一定的著迷程度,筆者此次特意細心觀察《酒徒》如何從舞台佈置和場景設計上表現意識流的建構。於場刊標明《酒徒》「透過極簡手法」,讓「觀眾將由最根本位置開始」,「目睹舞台製作由無到有」。以簡單的道具表達角色的心理狀態已讓人期待,入場後發現《酒徒》的場景搭建維持一定的簡陋性。舞台上的每件配件都是未經雕琢的木板,乃是最直接原始的美學。筆者猶記得張麗麗(杜艷珊飾)與男酒徒(楊洽濤飾)於酒吧再會的一幕。張麗麗出場時身後伴隨許多背上衣服印著「隱形」兩字的演員,徐徐搬運著木板,有的將下一幕不需要的木板帶走。正當我詫異為何本為劉以鬯家的門突然被搬走,只見它搖身一變成了酒吧的吧檯,電鑽不知何時於這些「隱形」演員們的手上。電鑽聲此起彼落,他們勢要把遺留屬於劉以鬯家的木門改造成那張吧檯。他們安裝檯腳於木門——噢不,那塊普通無異且平常的木版上。

 

就是如斯絲滑的轉場,深化了意識流的主題。這彷彿劉以鬯的意識到了哪裏,觀眾的視線也隨著主人翁想像出來的場景而轉移視線和焦點,緊隨一轉即逝的意識移動。劉以鬯的家在劇情裏本是真實的場景,是他熬夜趕稿的地方;而每當張麗麗出現,觀眾都能看到不清醒狀態的劉以鬯。這使得張麗麗的塑造更多是反映劉以鬯的內心世界。木板的移動、電鑽的操作聲、演員飾演的醉酒狀態⋯⋯這個循環利用木板的轉場是暗指連劉以鬯的家也是幻想而成嗎?因此,場景是真是假,觀眾亦只能猜度那真實與虛幻的交替。那種現實場景與幻想的重疊,象徵著意識流中時間與空間的曖昧,在舞台的呈現可謂非常成功。撲朔迷離下的虛實難辨,代入感很強,但思考劉以鬯究竟是否在真實的環境時又再次抽離。這種思維是「意識流」的核心,因此能使觀眾看得十分投入,思考的方向隨著舞台中意識流動的張力反覆橫跳,十分過癮。想必熱愛意識流的觀眾會喜愛這種舞台的表現方式,沉浸在劉以鬯混亂、時真時假的世界裏。

 

看畢《酒徒》舞台劇,筆者認為,最令人亮眼的表演,是男酒徒(楊洽濤飾)和女酒徒(施唯飾)的拉鋸。這部分的故事並非出自原版的小說,舞台劇裏的表達像是酒徒的自我對話。比如在頭幾幕中,假如說男酒徒是一頭橫衝直撞的蠻牛,女酒徒則是永遠控制其衝動的引牛人。酗酒的男酒徒衝向張麗麗,想與她暢飲,便跟在她身後,任憑自己沉溺在張麗麗的誘惑中。此時女酒徒就會默默說道,「張麗麗⋯⋯噢,佢係一個邪惡嘅女人。」她嘗試叫醒男酒徒離開那個醉酒的世界,卻無能為力。男酒徒是個裝睡的人,明白張麗麗把自己當成了工具人,但沉浸在她的美貌無法自拔。此時女酒徒會拼命阻止,但到無法控制時,也是任由男酒徒「撞板」,任由他在張麗麗的權掌中被玩弄。我個人特別鍾情女酒徒阻止男酒徒再找張麗麗的一幕,場面搞笑又體現到女酒徒的無奈。男酒徒在協助張麗麗「捉黃腳雞」後,他找到張麗麗希望拿回酬勞,卻撞見正牽著情人的她。而在他的幻想世界裏,男酒徒開始在大街大巷糾纏張麗麗,女酒徒則默默拿起他的空酒杯交給張麗麗——「喀啦」一聲,張麗麗一手用玻璃杯敲了敲男酒徒的頭。她瀟灑與自己的情人離去,只剩無奈搖頭的女酒徒與昏睡過去的男酒徒。那些散落周圍的玻璃碎,與他們一起孤伶地留在台上。本人一開始是挺納悶為何酒徒需要由兩人飾演。後來隨著劇情推進更明白,男生代表的是外在的感性和衝動,女生則是表示著強行控制的理智、理性。角色安排的巧妙尤為深刻,其中的象徵意涵也更為反饋到劉以鬯的內心世界,使得故事的表達更為完整。

 

另外,劇中所表達的主題——「香港過於商業化藝術」也是值得一提的。如上述提到,《酒徒》表達的狀況是六十年代作家、面對著商業化對待藝術的香港,乃至他們面對的藝術限制;如男酒徒在劇中曾提及自己需要創作「很多動作」的愛情小說,作品才會暢銷;文字變成了滿足讀者慾望的媒介,而非劉以鬯希望表達自我的工具。因此,敘述香港「搞藝術」屢屢碰壁的《酒徒》無疑是表達這個思想的好選擇。然而因整個故事的脈絡圍繞六十年代的背景,如配合背景的霓虹燈和劇情等,都讓筆者無法從中抽離,驟然回到現今、2026年的香港。當主題回到現代社會的藝術當下,舞台上出現劉以鬯太太的訪問短片講述劉以鬯的創作過程,艱辛且有困難,我作為觀眾也非常動容,但始終沉醉在劉以鬯於六十年代的香港歷經的低潮期,未能聯繫到香港藝術當下。筆者認為簡單講述六十年代的藝術限制,若不刻意於結尾提到如今的藝術,讓觀眾自行聯繫到現今社會,或能引來更多的共鳴。

 

《酒徒》帶來的「超貧窮流動劇場」,不論場景、轉場或角色設定也到位,舞台建構無疑是破格新穎,這些設計均是筆者自己非常喜歡的舞台劇元素。因此,我更期待將來能觀賞到更多有別於以往的藝術演出,為觀眾帶來嶄新、甚或至衝擊心靈的感受。

 

「我們所處的是一個苦悶的時代。」

 

劉以鬯曾於原著的序中提及這句子,續為讀者帶來了不走常規路的《酒徒》。筆者衷心希望藝術有不同的創新,帶來不同美學、主題,於香港繼續展現藝術的美麗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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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