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後看鍾景輝先生（King Sir）再導演的「象人」（1982年此劇曾由「香港話劇團」演出，此次是「中英劇團」重演），為何沒有了當年的震撼？雖說往昔印象模糊難認，但所留下的感情跌宕，卻是誘發我去補遺過往，但節奏為何是如此的沉悶、淡然？演員為何如此褪色？情繫三十年的緬懷，為何沒有更大的推進？場刊上沒有一段King Sir對時隔多年再導演此劇的感想和反思，聯合導演的結果似乎沒有多少提高演出的價值。

劇本的意像和訊息有很豐富的內容，但裹藏在單調的情節裡，以片段組合的方式去推移整個故事，需有很具節奏力的安排才能緊扣觀眾的情緒去發掘、去深思，更要求演員具深度唸白的技巧，有很強的語調魅力去帶出撼人肺腑的劇力。這畢竟是一齣予人當頭棒喝的話劇，往我們虛假的面上刮一記耳光的警世之音，但這些「巴掌」卻嫌無力了。

音樂和舞蹈原來可以是詩化的一種表述，也可以加是強劇力的效果，但為何印象卻是如此的模糊，就是歌詞也難記一二？於是梅力之死沒有期待的震撼，也綿延不了故事帶來的傷感，留下的只是朦朧的似說未說的故事。

劇作者Bernard Pomerance的意圖是明顯不過的：我們本來就不完美，被文化教養、社會制度和國家機器的模造下，甚至連真正的自己也無法辨認。我們的內心可不就是「象人」的外表，你所唾棄、厭惡、憎恨的那張令人嘩然的臉、叫人慘不忍睹的扭曲身軀，還不是你沒有勇氣，也無能面對的內在殘缺！

象徵和對比手法在劇中俯拾皆是，是層遞的向觀眾揭開在美與醜下的真像，甚至要我們反省自己內在的真像。崔佛士醫生對探訪梅力的肯達夫人說，梅力所患的是一種機能紊亂的病狀。崔佛士醫生做夢的一場是一個parody，他和梅力的身份對調了，他成了被解構的對象──他的內心扭曲和虛偽如病毒一樣也是原於一種機能失常造成，因為不能反省、過份滿足而不敢改變、無法反抗，也無能再自我批評。然而，梅力之死最後為他帶來迎頭一擊───他在高姆院長面前自我剖白的承認，他在事業、家庭、社會地位表面上的成功，只表示他是一個很善於雕琢的專家而已。像梅力死前向他提問：你是關心你的病人作為一個人，還是你所關心的是你的麻醉劑和醫學研究？

這樣的一個題材，無囿於120多年前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為背境的故事，放置在今天這個大國小城，它原可以更有借古喻今的發揮。還以為像箭頭型的舞台設計、晦暗不明而單調的布景、只有簡樸得不辨時代的幾件傢俱可讓觀眾安住視點，是製作人在有意無意的在淡化時代背境，把思考的內容帶到現實，然而，到了終幕，才總結導演似乎更滿足於只呈現原著故事本身。

既像箭頭，又像通往遠端大路的舞台設計，終極的那點光不是十字架，而是一幅士女的黑白肖像──梅力永不離身的母親畫像吧。設計者是否以此意象梅力的終極盼望？母親的畫像，無疑是梅力坎坷悲苦生命中唯一的安慰，肯達夫人的出現，是這種母性和異性憐愛的延續，但永遠遙不可及，甚至比上帝之愛更難攀附。但令人懷疑的是，相信天堂、比主教更有堅信的梅力，最終的歸宿和救贖是期盼世俗的愛嗎？

肯達夫人在梅力面前赤裸身子的一幕，是一個善於假裝的人（她在劇中是個著名的演員）赤誠的以真實的自我顯露人前，成為梅力的救贖。此舉之不容於世，令肯達夫人再不可能與梅力見面；唯一真摰的精神之愛消失了，最後能自主選擇的就是向世人說：我雖然生來不像是人，卻要像平常人一般在牀上死去，為我的夢想死去。（梅力因為頭部畸形的脹大，平時無法躺睡，因為這樣會令腦後的腫瘤壓著氣管，令他窒息。他也說過，他的頭顱這麼龐大是因為載有太多的夢想。）他的死沒有控訴，只是淡淡然的完成教堂模型上最後的一塊塔頂裝置作為他對世人的最後禮物。

肯達夫人的離開在劇情發展上是導致梅力死亡的牽引，是人間最真純的情感的破滅，但由始至終我們的主角比任何人更明白，這世界只是一個假像，是複製天堂的扭曲贗品，他的終極盼望不在人間。

梅力遇上崔佛士醫生是他的救贖，高姆院長、主教和各上流社會的貴冑即使在利益和道德炫耀的自私下表現接納和慈善，無疑對他都是上帝大愛的彰顯，於是他反駁他舊時的經理人洛斯說：「他們是我的朋友，不是顧客。」吊詭的是，在虛偽和純真被倒置，正常與不正常的界線已模糊時，救贖與被救贖之間，也同樣難辨。每個人都說梅力像他/她的一些優點 ──仁慈、虔敬、寬容，然而，在單純面前，他們其實都看到自己的殘缺內心，救贖者已變成被救贖，最軟弱的無助者原來是最高貴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