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母女》作為香港話劇團「文本特區」的作品，旨在以簡約的舞台及技術設計聚焦呈現新晉編劇的劇本，試驗文本的深度、與表演結合的可能和後續發展。《三母女》以黑盒劇場、九十分鐘的篇幅，以日常生活細節、姐妹間的爭執與和解、家庭記憶為主要素材，在敘事與情感結構上建構一個流動的親屬網絡。在劇中可見，家不只是一個血緣單位，而是一個在時間和經驗中被不斷重寫和協商的價值觀和文化關係的場域。
人類學的親屬悖論（Kinship paradox）中指出，親人理論上是與自己最親近、最穩固的關係，但在實際生活層面，這些關係卻往往充滿張力、誤解、疏離乃至衝突。親屬不只是血緣或法律上的連結，而是透過日常互動、照顧義務、資源分配、性別與世代階序而不斷被重組的社會實踐，於是「家」同時既是避風港，也是糾結與壓力的來源。
而《三母女》將此悖論作為命題，以疏離帶出大姐和二姐兩人對愛情和建立家庭的不安、以誤解帶出原生家庭對自身角色崗位的影響。三母女的連結，在於她們互相牽掛，但又因為對彼此的期望與落差，而處於看似具共同歷史但彼此陌生的親屬關係，展現血緣之上的矛盾和糾結。
作為「文本特區」的小品，《三母女》在篇幅和人物數量上相對精簡，但敘事結構上以二元方式，精巧地將矛盾和內心拆解，梳理家庭的過去和未來。雖然母親角色只出現於首尾兩幕、對白亦不多，有網絡評論更懷疑劇名是否應改為「兩姐妹」云云。但全劇以母親決定賣樓及去世為主線，觸發兩姐妹不同非線性、時序顛倒的片段，補充前因後果之餘，更為角色加添幾分體諒。例如大姐與丈夫就外遇對象和住屋問題爭執一幕的安排，使大姐「堅持不賣樓」的固執變得有血有肉。對她而言，母親的物業不只是資產、和子女回流的容身之所，而是抵抗傷害、維護尊嚴與的一道防線。這種回憶倒置的安排使家庭衝突不只是表面上的爭執，而是一個牽涉創傷、失望與自我保護的複雜工程。這也可看到親屬悖論中，親人之間最深的傷和隔閡，有時正是來自那些不敢言明的脆弱。
母親的缺席仍影響家中秩序和劇情發展，而劇中只在兩姐妹口中描述的父親和弟弟則塑造了姐妹的性格、價值觀和家庭分工，可見家庭經驗和影響並非可簡單以時間量化，而是透過回憶和互動而起。貫穿全劇的回憶「到底大姐還是二姐兒時將弟弟丟進洗衣機」一直沒有明確答案、兩姐妹或許一直無從得知母親和莊先生的交流和感情。我們所看到的家人的角色與面向，或者只是真實當中的一小部分，但同時所記憶的真實是否可靠，亦是另一疑問。當女兒試圖以對話重建家庭記憶，但家庭記憶或許從來不客觀，而是由理想的立場、創傷、彌補構成，在親屬悖論下，重新理解「家」的多重意義和層次、又如何被實踐以成為「家人」。
如同香港話劇團的宣傳語所言：「家人是甚麽時候成為一家人的？是由出生開始？一同成長期間？抑或是到了面臨死亡的時候？」劇作的反身性，或許在於促使我們檢視如何看待家庭和親密關係。家人也許是最深刻的牽絆，但同時亦為最困難的討論。《三母女》展示了建立家庭角色和回憶並非單一線性，而是漫長且持續、矛盾且豐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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