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到底是一齣法國作品、英語區作品，抑或是本地的作品？怎麼看起來連一點間距感都沒有，彷彿就是當下這個城巿的寫照？教育局提交立法會的數字顯示，過去五年有131名學童自殺，中學生佔九成。去年有2,090名中學生患有抑鬱症、焦慮症等精神疾病，較五年前的820人，增加一倍半[1]。《兒子》所呈現的家庭實況，我們沒有辦法迴避，因為我們總能找到其中一個家庭崗位代入其中，而最「虐心」[2]的是，那些近乎是日常的對話，最終居然促成一條人命的終結。
本戲由Pierre（余翰廷飾）向前妻既綿密而不安的質問開始，揭發兒子每天背着書包出門，卻始終逃避上學的事實。在這短短的兩分鐘裏，令觀眾懷疑這個原生家庭的背景，以及父母的個人性格，或許促成了兒子的精神疾病，而最終成為兒子走上絕路的兇手。如果是這樣，這個戲未免太俗套，也過分簡化角色的處境，而最終難以引起大眾對於這種問題的關注。
隨着戲的開展，余的說話方式並不單調平板，時而理性，時而溫婉，時而權威，時而風趣，倘若兒子後來不是當面辱罵他，他總是能展現他的理性持平，發而中節的特點。直到兒子忽然向爸爸直訴胸臆，指「生活擔子太重」，和媽媽相處得痛苦難耐，要求和爸爸一起生活，觀眾的關注點正式轉向兩位媽媽和新的家庭生活，繼續尋求其他「疑點」和「被告」。
無論場景怎樣變換，台上都擺放着同一套梳化，如果是在家裏，梳化呈曲尺型，反映家人珍視對話的特點；如果是在醫院，則呈直線型，儘管醫生多番要求大家坐下詳談，卻始終無法「對話」。導演的處理殊堪玩味，傢俱理應反映了角色的願望，爸爸也的確在這張梳化上和兒子展開一場又一場的對話，只是這些對話很多時候演變成質問和答辨，對話展開了，但溝通失敗了，事不遂人願。溝而不通的例子，也發生在醫院那兩場戲。醫院的等候廳本來就不是讓人交談的，可是醫生本着良好意願，希望遊說家屬讓兒子Nicholas留院。直線型的台位，其實很難擺的，有時甚至擺出媽媽坐下，爸爸站立和醫生對話的台位，以緩和直線平排台位的僵硬感。他們都關注兒子的病情，他們都需要對方的幫忙和合作，可是在留院接受治療這一點上，最終卻無法取得互信和共識。傢俱的擺放配合慘白的光管燈光，都彷彿和劇情互相注解。
戲中，兒子初到新的家庭，偶現情緒失控，甚至翻檯翻櫈，令觀眾確立對他的病情的理解。為甚麼需要「確立」？此處筆者對「兒子」（羅文澤飾）的演繹方法有一點不滿足。羅氏選擇了言語能力略遜、對人際關係和社交有鈍感，甚至附帶些微智力缺陷的演法。這種設定在現實上是有可能，也是滿普遍的。可是，這個角色不但講得出「生活很重」的話，平時和各人的交流都「有文有路」，甚至經常關懷到別人的心理需要。有一次他在向爸爸的新妻子Sofia質問，有沒有設想過搶走自己爸爸有錯，隨後居然為自己的唐突失言而道歉，儼然一個成熟的紳士。他對於自己𠝹手、逃學、選擇跟隨父抑或母生活、選擇留院還是回家等等，都有清晰的想法和理據，而且能妥善表達出來。從劇本這些設置來看，兒子擁有高階思維、心思成熟細膩、觀察入微、語言靈巧的特點，只是高度敏感、情緒波動劇烈、容易扣連自身往事而產生負面想法，亦因抑鬱而慣以自傷行為調節感受。當然，後來因為事態激發他產生尋短念頭，那是後話。筆者並非否定目前羅氏的演法，也承認觀眾容易接受這種人出現在這種故事裏，只是想提出「若果不是這樣演」的假設，會不會較易將戲的焦點重新瞄準焦慮／抑鬱類病情，令大眾客觀關注這個現實，而不是沉溺在這個悲劇人物的遭遇上。
「兒子」偶發的翻檯行為後，導演的處理頗為耐人尋味。被翻轉的茶几就一直翻轉着，原本在茶几上的雜物，就這樣被四腳朝天的茶几砸住超過一場戲。為甚麼這個家裏的人都不打算整理一下呢？兒子和父親先後坐在翻轉的椅子上說話還可以理解，因為兒子是「有問題」的，而父親正在煩愁失意，或許沒有心思理會；可是茶几長期翻轉卻沒有處理，彷彿象徵「那些人」對「某些問題」視而不見。最諷刺的是，導演多次安排這家人拿着瓷杯餐具出來飲咖啡吃早餐，他們卻寧願把東西端在手上，或直接擺在地上，也不願意放好茶几。後來女主人更乾脆把茶几拉出家門扔掉了，這些奇怪的舉動和這個戲的現實風格極不諧協，令人不得不注意，相信是導演有意為之，站出來要向我們宣示戲的其中一個主題。以舞台這種藝術形式說故事，一般是全知視覺，若沒有大段獨白，一般難以讓角色自陳心迹。台詞最多反映角色理性的心理活動，卻無法透視他們精神層面的狀態。家居混亂，在現實角度，反映角色無暇兼顧整理；從虛筆的角度觀之，或許有效地反映他們當下焦慮、壓抑的心理狀態。無論如何，雖然筆者沒有強迫症，卻因此引起了一種焦躁的心情，這種心情主要還是一種不安情緒，至於共鳴和理解，還需依賴往後的情節。
說到不諧協，導演對幾個過場的處理可謂神來之筆。漫長的家事爭論是這個戲的肌理，雖然爭論的出發點都是善意的，但往往在各人的方向不一致時，令觀眾扼腕歎息，特別在預計到這樣發展會引向無底深淵時，更加萬分失望和焦躁。就在這個時候，導演好幾次奏起歌劇式的音樂烘托悲情，讓觀眾滋長情緒並壓抑着。當最後一句台詞講完，觀眾以為馬上就要暗燈可以呼一口氣、偷偷流一滴眼淚時，激昂的音樂卻忽然被切斷，燈光和場景旋即切入下一場，同時下一場戲又已經開始—剛才那口悶氣，要嚥回去；這場仗，又要打下去；這件事，還是被迫要從一個冷靜的角度，繼續關心下去。
《兒子》所建立的世界，其實並不冷漠，相反，每個角色都合理、包容、有愛。Pierre和前妻離婚，可是前妻有事，Pierre都願意協助，甚至將兒子的撫養責任，重新扛上身。Sofia口裏有微言，但仍嘗試和「兒子」好好相處。當期待已久的意大利之旅泡湯，看得出她極其失望，卻仍儘量理解和支持Pierre的決定。後來Pierre和Sofia爭吵不住，Sofia仍然選擇和平談判，並獨自帶嬰兒出門散心，臨別彼此都是和和氣氣，盼望回來時一切都好轉過來。張紫琪將Sofia這個處處忍讓，讓而不退，以大局（她的家）為重的被動角色，處理得自然合度，為《兒子》架設了第一層壓抑的調子。前妻Anne是這個故事的第一受害人，可是她為母則強，即使兒子Nicolas出走父家寄居，Anne仍然抵住孤單淒涼，認為只要對兒子有好處便願意接受。醫護亦沒有被醜化，雖然Nicolas想出院時把醫院描述成鬼域，令觀眾一度懷疑醫院是否可信，但後來大家都明白，醫生是本着專業判斷，誠心照料每一個病人。總之，Nicolas並不是生活在一個典型的破碎家庭，即使傷痛難癒，父母都沒有完全離棄他，經濟條件也還可以，到底誰對誰錯呢？不如換個角度，《兒子》壓根兒沒有找尋兇手的想法，正因為所有人（包括Nicolas）都合情合理，看戲後的餘韻，自然縈繞着「病」本身，而久久不能釋懷，是宿命還是選擇，看倌自行判斷。
聽聞看完戲的人，紛紛向人分享着自己身邊和「病人」相處的經歷，說明觀眾都受到了震動，開始關注身旁的「患者」，甚至「未患者」，而不只是沉淪在故事本身。倘若屬實，誠然是《兒子》的大成功！
[1] 根據有線新聞，〈過去5年逾百名學童自殺 9成為中學生 患抑鬱症〉，2025年4月3日報道（https://www.i-cable.com/新聞資訊/334972/過去5年逾百名學童自殺-9成為中學生-患抑鬱症?utm_source=icable-web&utm_medium=referral）
[2] 本劇的宣傳品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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