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梵谷
舞蹈，是一種運用身體來表達的藝術手段。借用馬龍龐蒂的說法，運用身體，就是讓身體證明它存在於世的一種做法。這種說法其實並不玄妙，馬龍龐蒂不過想道出一個事實，在我們沉思的同時，我們以為純粹是透過思考而獲得的內容，其實，一直有著我們身體的影子參與其中。
思考並不僅僅是大腦的一種活動，它還涉及到身體的參與，這是現象學的一種說法。換上腦神經科學的角度，說的就是「身體—大腦」這個在意識上不能分割的共生關係。這，也是本篇文章的出發點。
思考「東方主義」
薩伊德（Edward W. Said）在《東方主義》這本書裡，在面對歐洲國家廣泛地在亞洲進行殖民統治或者是盡情開發的時期，「東方」這個名詞所代表的內容，純粹是由西方觀點所定義的。他意圖指出，儘管是以增加知識作為研究的取向，以西方文化來解讀東方主義，其實是混雜了帝國主義、實用主義、烏托邦式理想、歷史相對論、達爾文弱肉強食的信仰、種族主義、馬克斯主義等種種價值取向。所謂「東方」，過去和現在，從來都是歐美人說了算。
對於今天我們是否還要談舞蹈上的「東方主義」這個問題，我自己應該是不夠資格去回應，想到人和人之間的觀念衝突，香港每天上演著的政治戲碼，那些種種不同主義的碰撞，我反而想問，「主義」到底是甚麼東西？
薩伊德說的有他的道理，只是他也無法脫出「同一」與「相異」（the Same vs the Other）這個二元對反的政治立場框框，而這個論點，也活脫地是屬於西方文化的產物。同樣，主義概括了某些內容，但同時也排斥了另一些東西。從大理論去說個人的立場，是否也會失諸普遍化而抹去了個人的色彩？說舞蹈或身體的東方主義，無論是正反兩方都容易變得理論化和不切實際。舞蹈既源自於身體的表白，身體的行為反應又離不開生命活動在現實環境中的種種經歷和體驗，放眼於生命狀態，誰可以斷言，香港人身體的生命形態，會是單純的「東」或「西」？
想起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關於日本的。
在日本的古時代，皇族一直都接受來自其西方的中國文化的洗禮。聖徳太子（574－622）建立了一個統一的皇權，他首次遣代表到中國學習儒學文化，同時也在宮廷內大量引進當時中國政府的一些宮廷禮法和行政管理內容。即使在他離世後，他的宮內大臣仍然在一段長時間內，把自己視為西方鄰國大陸的學生。古日本向古中國的學習交流，延到奈良時代（710－794）可說是達高峰期，舉凡儒學、佛法、醫學、詩歌文學、漢字、書畫陶器藝術、政治和社會制度等，都一一引進，並且轉化成為日本古文化的部份內容。
當然，有正必有反。在奉行以「漢學」（kangaku, Chinese Learning）為國學（kokugaku）內容的做法同時，漸漸也出現了有反對聲音，提倡要以「大和」（yamato, Japanese Learning）的內容作為國學學習的對象。這種聲音首先在文學界裡響起，在平安時期（794－1192），曾經官拜高職並且在死後被視為學問之神而追捧至今的菅原道真（845－903），提出「和魂漢才」這個口號，可以說是代表了當時日本的本土派抗拒漢文化所打的第一槍了。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和舊中國一樣，在奈良時代，能夠讀書識字的所謂知識分子，絕對是屬於少數人的專利，由於當時的文字記錄是採用漢字為基礎，所以對於那些被記載下來的知識內容，只有貴族皇室和僧人懂得閱讀和書寫。可以說，一般平民百姓和許多記載下來的知識之間，絕對是無緣無份。這種情況，到了大概900年才因為專用音標符號的推出才獲得改善。因為「我手寫我口」的緣故，更多平常人可以寫字讀書，漢語的影響降低了，於是，到底國學應否學，用甚麼內容的爭論聲音，也就更加熾烈了。
另外，當日本開始面對來自更遠西方文明干擾的時候，採取的手段是銷國政策（1641－1853）。德川幕府把出島（位於長崎港口）這個地方，劃為洋人船舶唯一進出日本的港口。因為在眾多接觸日本的歐洲國家當中，荷蘭是第一個也是取態最積極的一個國家，為了從這個國家輸入西方工業技術和醫學，當時的學生首先要學習荷蘭的語言，而隨著學習這種語言而造就的學問知識，就被說成是「蘭學」（rangaku, Dutch Learning）。以後，蘭學亦成為代表了西方學問的稱呼。
既然，在中國亦曾經出現過洋學和國學之爭，我們大概也可以猜想到，雖然當時幕府政權和權貴仍然奉行儒學和移植自中國的佛學，在年青的反對聲音中，倒也多了一種支持蘭學的意見。
《解體新書》
有趣的是，年青人對蘭學的重視，原來是源自一具日本人的身體。在1771年3月4日，一個日本罪犯在長崎市被處決，當時，一群在當地學習蘭學醫術的日本年青人有幸參與解剖這個死人身體的手術。這是在日本境內進行的第一次解剖，其中一個年青人杉田玄白（1733－1817），手上有一本從荷蘭進口的人體解剖書，他從屍體內部比照這本解剖書的內容和一向所知道的關於中醫對人體內部的描述，發現西洋醫術中的人體研究比他手上其他來自漢醫所著的書本內容實在準確太多了，於是他決定翻譯手上的西洋解剖書。這本被名為《解體新書》（Kaitai Shinsho）的日語翻譯本最後被放到大將軍面前。杉田玄白後來寫了另一本書《蘭學事始》，把那次解剖身體的事件，視為要推動蘭學的主要原因。
簡單來說，蘭學是崇尚實證、科技、實用和可檢視的，蘭學對漢學的看法，正如薩伊德所指東方文化投射於西方人腦裡的印象一樣，加上為政者的現實目的，漢學就被看底了一線。在1853到1867德川政權的最後十多年，鎖國政策終於取消了。日本年青人大量湧到海外學習西方知識，更多西方人也被請到日本，在各個領域的知識上作出支援。而這種師法西方的舉動，更成為明治維新時期與及二戰前日本政府治國其中的一項重要國策。
歷史說完了。
說到日本本身的文化發展史，在治國者有意的引導下，無疑也是一部跨文化的發展史。推動這部跨文化史前行的，可一樣根據薩伊德針對形成東方主義背後的「帝國主義、實用主義、烏托邦式理想、歷史相對論、達爾文弱肉強食的信仰、種族主義」等等的價值取向。只不過，投射的方向改變了，東方變成西方，僅此而已。
所以，淨說「東方主義」有意思嗎？
身體不是主義
至於為何要說起這一段日本文化史的發展內容，無非是因為我看重蘭學開始的淵源，也就是肇始於杉田玄白對一具身體的研究角度。我們大可以想像，當決定身體所屬的真實知識的時候，在1771年3月4日當日，看得見的準確性（器官、實證、科舉、西方式的）無疑是戰勝了看不見的不能直接檢視的自然論（經絡穴道、經驗、天人合一的玄想、東方式的）。在杉田玄白面前，身體是純粹的物件，是機械，是獨立的觀察對象，於是，他捨棄了關於身體的主體性，也就是傳統中醫所根據的人體和生命世界有機統一的內容[1]。
是的，身體被研究，但同時也因為這個被研究的對象而推動起一種研究的方法，那具成為研究對象的「身體」，所產生的力量可謂非比尋常。把這樣的一具身體和「東方主義」放在一起看就更有意思，比如看今天，許多歐洲國家也開始建立起中醫學院，那麼，起碼就醫學來說，日本蘭學曾經所依據的西方觀點，似乎也在現代作出了調整。僅僅是說到對身體的掌握，不就變成了像戰場上的一處碉堡，時刻經受來自東、西兩方的侵佔？
有一點很重要，我沒有意圖去否定薩伊德在《東方主義》裡所指西方文明對東方文化曾經所作的歪曲詮釋。但我們是否也可以追問，從導致這些詮釋觀點背後的理由出發，我們可否也反借用來觀察自己？事實上，反躬自問，總要有根據，有比較，從別人身上照見自己。只要把不同的文化視為不同的個體，也一樣可以進行自省自問。這個仿似「人與人」的文化交流，在跨文化藝術活動中，是尋常之極，也容易產生作用。這樣的做法，也就無關乎主義不主義，而是關於個人的意願問題。
但，我們到底可以怎樣「照見」自己？
要解答這個問題，其實正需要我們回到「自己的身體」去。我想說的是，在這個掌握身體的過程當中，我們不僅僅要去「思考」身體，我們更要去「注意」身體，也就是要從「身體—大腦」這重關係著手。
腦神經科舉發展至今，安東尼歐．達馬吉歐（Antonio Damasio）對大腦如何建構心智，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想法[2]。他認為，「當自我過程加入基礎的心智過程時，意識的心智就會浮現。」也就是說，當我們開始知覺到自己身體種種感覺並且掌握到身體以外的環境資訊時，我們就擁有意識並憑此而對生命作出掌握和反應。安東尼歐．達馬吉歐這段話有一個重要的關鍵，就是關於身體的種種感覺也就是「基礎的心智」，或可以微觀地視之為的身體細胞的「求生」反應。大腦是一個神經中樞，它的觸手伸展到身體的每一細部。所謂身體的感覺，可以視之為大腦從身體所有細胞活動反應中收集到的各種資訊，但它同樣會因應所收集到的資訊而作出指令，控制身體以回應產生刺激的源頭（包括身體的，與覆蓋住這具身體的生命世界）。神經反應是一包含回饋的反應，但很明顯，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通過想法（意識的其中一種作用）去支配身體行動的時候，我們總是會對這身體同時回饋到大腦的訊息視而不見；也就是說，在那行動的當下，我們的意識並沒有充份掌握和閱讀到我們心智的全部內容。
不是嗎？好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例子隨意可見，有時候是有意為之，有時候卻因為太專注於手上的事情或者在沉思當中，而完全無視大腦所接收到的其他圖像。如果說，我們的意識其實常常沒有充份地掌握我們寄住其中的生命世界，那麼，作為賦予了總結、推理、組織、判斷任務的思想，又有多大的程度可以讓自己靠近自己的生命內容。更不用說，那些藏在心內，而沒有付諸實行的想法了。
說到這裡，要一提屬於東方古老的智慧。佛教《心經》談「五蘊」，說人生為「色、受、想、行、識」所囿。關於這五蘊，「色」為形為相；「受」是指情感；「想」包含感觀和知覺的內容；「行」指由行動引發的事情；「識」就是現代所說的意識。我不是佛教徒，說五蘊並不會接著說五蘊皆空。我想指出的是，除了前一種是指向生存的世界，其他四蘊都可以歸類為屬於「身體—大腦」所觸發的內容。我們甚至可以想像，一個一出生就不能視物的人，他對於生命世界的掌握，自然和其他人不一樣。當然，這只是一個類比，到底說的是以一個怎樣的肉身存在於世的問題，始終是回歸到我們對待身體的方法去。五蘊也好，腦神經科學也好，東、西方各用不同的語言，說的不過同一回事。是的，不注意「他」，身體容易被文化、被主義所塑造；注視「他」，我們或許有希望更掌握到屬於自己的知識。
這就是通過外面「照見」自己的方式。外面是「色」，我們看到了也接觸到了，但我們同時也注視到自己這皮囊裡面包裹的內容。而所謂注視，不過就是一種意識，集中的觀察，去發現，而且去回應。這是每個人的「照見」，是獨立的發現，是不同身體在生存當下獲得不同的經驗和理解。
在這樣的觀照方式底下，任何主義，也不過是「身體—大腦」裡面其中一些訊息圖像吧，因為我們應該亦可以發現到，身體同樣會在大腦皮質層面不同間區裡留下他生命的蹤跡。「我」，面對著生命的世界，就只靠身體作為唯一的交流通道，大家可以想像到，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是多麼的重要。注視身體，無疑就是注視我們生命當下的一切所知。
回說日本吧，二戰戰敗後，受到美國管治的影響，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生活最是西化。然而，在六十年代初，日本舞蹈家土方巽（Tatsumi Hijikata）回歸北方家鄉大地，藉著對兒時生活的記憶，重新開啟了他用身體展示生命力量的舞動方式，結果，讓一種日本獨有，同時被評論人稱之為「暗黑之舞蹈」的舞蹈形式，推展到全世界去。在他待在家鄉尋找靈感的時候，被人拍下一張又一張蜷曲躺身在大地上的照片。在我看來，那正是他在照見自身的時候。那一注視，聽到身體發出的召喚，結果就喚醒了他的舞踏。
討論從屬於身體的舞蹈，其語言，其舞動，亦作如是觀。更何況，說的是香港……
[1] 中國古籍《皇帝內經》全書的基礎就是天人合一論。
[2] 詳見其作品《意識究竟從何而來？從神經科學看人類心智與自我的演化》（2012：商周出版，台北）
作者簡介：在2010年1月至2013年8月期間，曾受聘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從事全職教學工作。並於香港成立表演研究中心，進行表演理論，技法、美學的研究，融合和應用，把研究結果變成「身心表演訓練」系統的教育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