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號 在藝術節內扶植新銳藝評:實踐與挑戰    文章類別
【藝評空間】
天宮、鏡子與猿猴
文:董言

在鏡子的實驗室裡,我們看見數不盡的自己,卻感覺四面楚歌,讓愚昧無知的自己、沉溺逃避的自己包圍。在鏡子的實驗室裡,我們看見數不盡的夢境,卻感覺夢境裡的自己所包圍。怎樣處理做夢,驚夢,惡夢,淫夢,白日夢?在鏡子的實驗室裡,我們看見面對面鏡子的框框和邊緣,看見面對面屏幕的框框和邊緣,彷彿到了天宮,見到自己在遊戲,在遊戲中挑逗著框框,也挑逗著緣。(《天宮》,電子場刊)

 

我忍不住全段引用榮念曾的自述來作為開頭。他筆下既有絢麗的夢噫,也存在一場深刻的自省。如果說《天宮》與《驚夢》兩者構成了一組鏡像的話——前者是始於拆解,而後者源自搭建——那麼我們可以發問,甚麼是居於中庭的實體,又或是那面反射的鏡子究竟長著甚麼一副模樣?

 

我當然指的不僅僅是劇場中那兩幅巨大的鏡面,連同藏在它們身後隱秘位置的攝像頭。我想形容的是一塊無形的鏡子,它擱在兩個作品之間,樹立在觀者的腦海中,它是兩面皆可映射的鏡子。同時,它也是一塊可以提供兩端的故事互相穿梭的玻璃,但每一個作品首先得照見自己,繼而才可能互為解釋。劇場中,鏡子的無限反射沒有辦法留住時間的容貌,兩個故事分別是可以移動的「動物園」和「博物館」,它們彷彿微縮模型被搬來搬去,而觀者心中的鏡面也需歷時間之塵後,不斷擦拭。可惜的是,鏡面卻未給予《驚夢》足夠時間成像,以至於這場夢並非圓滿,十六世紀的凡爾賽皇宮如今已充斥著嘈雜與荒誕,它更像是一縷大夢覺醒的懵憧,故事被似淫似樂的聲音震碎了一地,早已無法追索。相較之下,彼端的《天宮》,簡潔、直接,就算沒有我們像好事者似的置入一塊鏡面,「觀看」在作品中已疊加出了不同層次,以至於行為本身變得饒有趣味。

 

由「籠子」開始

榮念曾說:「《天宮》是由籠子開始」,於是劇場的白牆上最初便投射出了幾段文字,它們交代現在將要上演一部關於「禁錮」與「場所」的劇目。意旨相同的發問在場刊裡也曾出現,「舞台是不是監獄是不是樊籠。劇場和動物園有沒有異同的地方。」甚麼是「樊籠」?觀眾此刻像是被黏在椅櫈上的昆蟲,誰把我們帶來了這個地方?誰強制我們坐在這裡小心翼翼地觀看,連咳嗽都不敢出一聲。但無論是劇場還是動物園,都需要眾人視線的焦點上存在一個活生生的「東西」,不然就如同置身博物館之中了(觀看活物或死物,這與《驚夢》構成了一組對稱)。舞台的中央擺放的是一個正方體的空架子,姑且把它就認作是「籠子」吧,而正方體的中心嬰兒般踡縮著一位演員(康博能,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學生)。他從哪裡來?他是誰?他為甚麼在這裡?一個沒有交代過去和歷史的「人」似乎「困」在籠子中,直到他甦醒,開始試探身體各個部位與籠子虛擬阻擋之間的關係,然後,輕而易舉地跨出籠子的限制,上肢著地,四周徘徊。「他」變成了「牠」,「困」原來只是「居」。

 

如同榮念曾的介紹一般,「籠子」是作品的開始,「也是台灣戲曲學院雜技同學們的功課開始」。雖然作品緣起於導演自身的興趣,「我們詰問舞台技術是否只是技術那麼簡單?」但他找到了和演員之間的共通點,「雜技形式是否只是形式那麼表面?雜技訓練中對『技術』有多少反思,雜技教育對『賣藝』有多少辯証。」進而他提出了一個更為深遠的議題,「孫悟空大鬧天宮是否只是胡鬧。」從自我的疑惑,到與合作夥伴相似的問號,再到一個存在於虛虛實實的神話傳說中的母題,這層層的推進不僅變成了歷史的詰問,而且還演化出了本體論式的質疑。

 

我說這是一個關於「歷史」的話題,因為就是這隻猴子,一隻既能上天入地,又可以騰挪洲際的猴子,連同牠身上的文化印記,讓我們有機會在「人」與「獸」的界線上找到多樣的闡釋。此劇有兩位主要演員,來自柬埔寨的Nget Rady和來自台北的張宇喬,前者接受高棉傳統面具舞(Lakhon Khol,Khmer Mask Drama Dance)訓練,後者則專攻京劇武丑。在康博能跨出禁制,回望「籠子」之時,張宇喬緊接著登場,他的一個步伐、一個手勢,分明就是那隻前往西天取經的猴子,僅僅憑藉著好奇心,他也來觀摩這「籠子」,就好像面對大羅神仙的法器也從不畏懼。毫無疑問,為了證明自己就是齊天大聖孫悟空,他定是要耍弄那根重達一萬三千五百斤的如意金箍棒,有趣的是,這舉動反倒證明了康博能在前一段翻轉空架的意義,那不只是炫技,不只是為了顯示自己可以把玩太上老君的銅爐(那是一個「體」而非一支「棒」),而是確認自我具有成為英雄的資格。無獨有偶,來自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Hanuman),他也被稱作是戰神。等到Nget Rady亮相,他先是坐在一張椅子上,此時,張宇喬盤坐地上,而康博能依舊站立,三人的目光匯聚於前方的「籠子」。之後,來自金邊的猴神帶來的是另一段「表演」,那是另一齣「戲」,雖然沒有辦法完全辨認,但那可能是他駕雲霧、燒宮房、盜仙草,協助朋友大戰魔王的故事,但《天宮》將其化用,再次重複了猴神進出籠子,探索邊界的舉止。

 

無論是孫悟空,還是哈奴曼,他們的身段本來就是「程式」,同樣也是「儀式」。他們的確在「演」,一種被賦予責任的演繹,告訴我們猴子經歷過甚麼,是劇場白牆中的光點匯聚成肉體的游移嗎?或者是像菩薩一般端坐,領悟出佛心?我認為在這兩段不同質地的表演中,自然可以產生文化和歷史的追問,中國的猴子是不是高棉的那隻猴子,又是不是那一隻來自恆河邊的猴子?而為甚麼古代人偏偏要選擇猴子作為表演的對象呢?

 

 

「界線」與「觀看」

關於「界線」與「觀看」,《天宮》將這兩個主題放置在劇場的鏡子面前,不停反射、演繹,同樣也攤開在觀眾心中的那道鏡子前,而眼前所見就是那隻猴子。康博能、張宇喬、Nget Rady三人凝望的不僅是空空如也的「籠子」,而是那個過去的自己,他們在籠子的內外穿梭,於籠子的邊界試探,他們原來是以同樣的「行動」在回應「界線」的主題,直到有了機會觀看他者反復,從而觀看曾經的自己。在這場觀看的表演中,猴子便是我們最初的形態,猶如《西遊記》的因緣,菩提祖師為孫悟空取名:

 

祖師笑道:「你身軀雖是鄙陋,卻像個食松果的猢猻。我與你就身上取個姓氏,意思教你姓『猢』。猢字去了個獸傍,乃是個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陰也。老陰不能化育,教你姓『猻』倒好。猻字去了獸傍,乃是個子系。子者,兒男也;系者。嬰細也,正合嬰兒之本論。教你姓『孫』罷。」(第一回)

 

在《西遊記》被創作的時代,孫悟空的「嬰兒」之心形,被反叛的狂狷之士李贄借用來指代「童心」,亦謂「赤子之心」。他感歎如果人能懷持「童心」處世,便能少了些虛偽。在《天宮》中,三位演員和觀眾堆疊出一重又一重的觀看的距離與層級,通過觀看,我們確認人與猿的界線,越過界線,看到的則是遙遠的自己。

 

我們常常受到生物課本上的教導,猿人在進化到智人的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步在於直立行走,之後又創造複雜的語言系統。我們沒有辦法聽懂猿猴的啼叫,只敢說我們可以如何感知牠們的聲音。當國立台灣戲曲學院的同學們模擬猴子的形態進入劇場,之後又走進那個籠子,只是此刻的空間顯得有些逼仄了,於是牠們開始啼叫,然後隱隱地發出類似我們熟知的笑聲與哭聲,這種微妙的瞬間將以幾百萬年記算的時間縮短為一剎,直至演員在匍匐奔跑中慢慢直立起身子,舉高自己的手臂,邊界再一次被標示。「界線」的再次出現,究竟是為了在我者與他者之間作出區分,還是復歸,亦或是溝通呢?然而,假若那個他者不過是幼時襁褓中的自己,或是記憶,或是夢境,那麼人與獸的對立可能只是一種幻象和分裂。

 

劇終之際,隨著口琴吹奏出懷鄉式的音調,懸掛在劇場上方的另一個大型「牢籠」降落,漫天飛舞的白紙卻恰好地落入鐵框之內。曾經有一張白紙隨著悟空走進舞台,從台灣的女學生的手指間慢慢滑落地上。如今,「紙」這個象徵物,為了書寫而被創造的物品,它的出現預示了一套敘述的慾望,不是簡單地刻錄符號,不是為了在石頭、繩結上完成枯燥的紀年、記數。紙是文字的載體,是被創造出的聖徒,謹慎地承載著上面的文字。而白紙呢?是還未被書寫出來的慾望的複製品,而劇場中從天而降的紛飛白紙,則是慾望的無限重複,是不為慾望增添任何內容的悶響。我們無法抗拒在紙上書寫故事,但可以選擇加深界線的存在,同樣也可以消除它,最後它們還可能會被陳列在博物館中,以待後人觀之。

 

(作者按:此文深受林庚先生《西遊記漫話》啟發。懷抱赤子之心。)

 

進念.二十面體《天宮》

評論場次:2018年10月20日,下午4時正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進念.二十面體《驚夢》

評論場次:2018年10月20日,晚上8時正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作者簡介: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照片拍攝:Joe L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