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號 瞬間看地球之藝評版    文章類別
【特稿】
取消杜達美,迎來真善美?——談藝術家的政治表態
文:尹莫違

委內瑞拉指揮家杜達美(Gustavo Dudamel)說了一些有關時局的話,因而開罪於總統馬杜羅。前者與國家青少年樂團以及斯蒙玻利華交響樂團,原定於本年九月至十一月分別到美國和遠東的巡迴演出遭後者取消,受影響的包括香港一連五天貝多芬全套交響曲的音樂會。本地樂迷對退票事宜最是關心,但間或也有一些關於藝術家政治表態的討論,而這便不免涉及相關事例的比較,以至藝術與政治的關係此一基本問題的思考。

 

杜達美與該兩個樂團皆為委內瑞拉國家青少年樂團系統(「El Sistema」)音樂教育計畫的受惠者。他們於藝術上有所成就,有如過去和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大力栽培的體育健兒,向來都有對內對外宣傳之用。委國近年持續惡化的經濟及政治危機,有目共見;縱使民怨沸騰,早已名成利就、在二零零九年便當上洛杉磯愛樂樂團音樂總監的杜達美,對此卻從不發一言,頗為公眾所詬病。直到今年五月,他才公開呼籲馬杜羅及其政府改弦更張;仰賴政府資源而存在的樂團,其巡演這樣便取消了。這些樂團以至El Sistema的未來動向都令人關注。

 

 

杜達美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杜達美是否已如一些人所說,如此便成了「民權鬥士」,似乎言之尚早。惟於大是大非的關鍵時刻,一個人決定公開說些話、不說話、等多久才說話、說人話、說鬼話,抑或說些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含糊話,全都照見這是怎麼樣的一個人,都會載入史冊裡去。杜達美不肯多作政治表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當代指揮家,當要數俄羅斯的格傑耶夫(Valery Gergiev)。

 

現任聖彼得堡馬林斯基劇院總監和慕尼黑愛樂樂團總指揮的格傑耶夫,於關鍵時刻公開支持俄羅斯政府,終始不渝。二零零八年,他讚揚俄國出兵南奧塞梯,更於俄軍擊退格魯吉亞軍後,率馬林斯基樂團到當地演奏。二零一二年,女子樂隊Pussy Riot的成員到莫斯科一間教堂示威後被囚,格傑耶夫說她們的行為可能是為了要賺大錢。次年,國家杜馬通過法律懲罰「宣傳非傳統性關係」者,他說自己及其負責的機構不歧視任何人,說他沒有支持反同性戀法律,但又說那新法律僅針對戀童癖。翌年,俄羅斯派軍到克里米亞,使該半島順利從烏克蘭「回歸祖國」,他的名字出現於文化界表示支持的聯署名單之上。

 

或曰:藝術家需要就政治表態嗎?人們又需要理會他們說不說話和說甚麼話嗎?杜達美和格傑耶夫被追問其政治立場時,均不約而同地說過「我不是政治人物,我是藝術家」之類的話。而藝術家談政治,其趣味大抵跟政客談藝術的差不多。答曰:政治與道德固然不可分,但人們普遍認為藝術與道德同樣也不可分。

 

以音樂為例,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美」和「善」都是重要價值,而「韶」和「武」的「藝術成就」也許不分軒輊,惟於道德教化方面則高下立見。他對藝術以至司理藝術者的道德要求,更清晰可見於另一句話:「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者從事禮樂,又何異於沐猴而冠?「禮」和「樂」不可分,皆關乎世道人心之事,荀子說:「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在西方,「真」、「善」、「美」三者的密切關係,從柏拉圖開始便輒有討論,在此不多說了;畢竟,這裡並非要探究這些哲學思想正確與否,而只是指出人們對藝術家的道德要求其來有自,甚至根深柢固。

 

況且,這或許用不著許多「哲學」和歷史思考,而只需要常識。藝術跟真理和道德一樣,都被視為崇高的追求。這正是為何俄羅斯文化部找來數以百計藝術家、文化機構負責人及學者等「非政治人物」,聯署上文提及的克里米亞聲明:他們應該都是有崇高理想的人,因此他們所支持的政府行動,應該也體現了崇高的理想罷。人們對藝術家的道德有所期許,藝術家或同樣會對自己有此期許,覺得要對社會負起責任。而這又正是為何俄國當時亦有數以百計藝術家等文化界人士覺得不對勁,自發聯署一份反對該政府行動的聲明。簡言之,這基本上就是知識人「明道救世」的精神。杜達美和格傑耶夫受到詰問時,不欲多說而說「我是藝術家」之所以令人失望,正因其言行與人們所期望於藝術家者完全相反。

 

而人們對指揮家的道德要求,似乎較對其他藝術家的更要高一些。西方「古典」音樂一向被視為所謂「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其治理者自然被要求有多一點歷史感及人文關懷。一個城市以至國家的旗艦樂團藝術總監,更被看作該市以至該國的主要文化領袖和代表,忌與在高位的不仁沆瀣一氣,免辱斯文。El Sistema的宗旨之一乃以音樂帶青少年遠離罪惡,其代表人物杜達美與廣被視為罪惡之源的前總統查韋斯氣味相投,自然使人不安。格傑耶夫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更是二十多年老友,前者的演藝王國馬林斯基劇院受後者巨額撥款營運及擴建。兩位指揮家對其國家領袖的看法,顯然跟西方主流的有別,但他們既直接受益於這些政權,又現於歐美位居要津,難免要面對西方民眾質問。

 

被質問時,避免談及祖國政府某些行為而祭出來的「我是藝術家」,其實還有一層意思:我負責的是藝術,而我在政府支持下發揮我的所長,無非要以藝術為人類作出貢獻。這當然牽涉到藝術家對該政權的看法——假若那是納粹德國又如何?——但這到底還是個「真」、「善」、「美」的價值問題。三者的重要次序,也許就是「真」、「善」、「美」。「真」與「善」比藝術的「美」來得重要。如果說藝術本身已包含「真」、「善」、「美」,那麼現實裡的「真」與「善」也比藝術裡的「真」、「善」、「美」來得重要:以藝術宣揚「世界和平」的訊息,總不會重要於在現實裡不殺人罷。

 

再者,從來都有藝術家不滿自己國家政府所為,羞與為伍而自我放逐並公開批評之。過去的有捷克斯拉夫指揮家高伯力(Rafael Kubelík)、德國小提琴家布殊(Adolf Busch)、西班牙大提琴家卡秀斯(Pablo Casals)、智利鋼琴家阿勞(Claudio Arrau)等,不能勝數。現在的鋼琴家也有匈牙利的舒夫(András Schiff)和委內瑞拉的蒙特羅(Gabriela Montero),後者自二零一四年初便不斷敦促杜達美表態反對獨裁。此外,有好些猶太裔音樂家拒絕到二次大戰後的德國演出,或與納粹黨人指揮家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一同演奏或錄音。今天也有格魯吉亞小提琴家巴蒂雅舒維莉(Lisa Batiashvili)拒絕到俄國演出或與格傑耶夫合作。(值得一提的例外情況:她於二零一四年鹿特丹的格傑耶夫音樂節與他同台演出協奏曲,然後加奏了一首獨奏作品,乃她委託格魯吉亞作曲家所寫的《給烏克蘭的安魂曲》,格傑耶夫只得呆在一旁聽她奏畢全曲。)

 

格傑耶夫

 

這些堅持原則的藝術家,為了作政治表態,不惜放棄不少令事業更上層樓的機會,言行向來廣受世人尊敬。假如「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是正確的話——假如藝術家應只專注於其藝術,而不應理會國家於政治上之所作所為的話——那麼以上這些藝術家大概都不應受到尊敬,而尊敬他們的人大概都是傻子,因為所有這些人都只不過是把應當分開的藝術和政治「混淆」了而已。

 

作政治表態的藝術家,有的教人肅然起敬,有的卻使人怫然作色。公眾參與抗議格傑耶夫的行動,較多針對他於俄國反同性戀法律的立場。我曾於二零一三年出席一場他在紐約的音樂會,場外有「LGBT」組織展示橫額,場內也有其成員呼叫口號,格傑耶夫要等他們喊畢並離場後,方舉起指揮棒開始演奏。「性小眾」議題較易引起世界各地人民共鳴;關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問題者則恐怕比他們更「小眾」。上文列舉抗議政權的藝術家,全都是自己國家或民族受其所害,才義憤填膺而有所行動。巴蒂雅舒維莉也慨歎,西方音樂家大都反對格傑耶夫一直支持普京的立場,但他們從來都默不作聲,若無其事的繼續與他合作;活動舉辦者則依舊邀請他獻藝,樂迷也如常聽他演出。他在西方大受歡迎,甚至地位崇隆,巴蒂雅舒維莉覺得非常不妥,認為他所大力支持的正是西方文明的敵人。

 

這位指揮家的政治行為所表明的立場或代表的價值,確乎與西方主流的相左。但他目前既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平藝術家(UNESCO Artist for Peace),又是匈牙利指揮家蘇提(Georg Solti)投奔自由後在西方創立的和平世界樂團(World Orchestra for Peace)的唯一指揮。當然,他在西方獲得這些榮譽都是十多年前,其備受爭議的言行出現之前的事。可是,倘若人們今天看到其名其實而不感到諷刺,而世界各大樂團的成員又甘願在他的領導下於和平世界樂團義務演出,這便不僅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了。

 

近至二零一五年,密芝根大學擁有一百三十多年歷史的大學樂社(University Musical Society),給到臨演出的格傑耶夫及其馬林斯基樂團頒贈該年度傑出藝術家獎。社長回應民眾抗議而發布的聲明,謂是次樂社活動「不是政治宣言」,並表示希望它「可鼓勵人們討論發生於俄羅斯的政治問題,以及藝術家在麻煩的政治氣候下工作時偶要面對的困難。」試問有誰不能想到,嘉獎或聘用藝術家這些重大決定,從來都涉及包括政治在內的道德考慮?在西方社會,無論一個人的藝術造詣如何,要是他公開支持法西斯、恐怖主義,或發表種族、性別歧視言論等,任何授之以重要獎項或職位的機構都有名譽掃地之虞。裝腔作態的大學樂社授獎予格傑耶夫,慕尼黑愛樂又授職予他,只說明他們料想其將會引起的反對聲音未足為懼而已。

 

將奈之何!關注這些問題並會有所行動者,究竟屬「小眾」中之「小眾」。反對的聲音不夠大,自然難以構成足夠的壓力,使相關各方改變一些甚麼。如果從藝術家到公眾,人人都像巴蒂雅舒維莉一樣,情況當會有所不同。故此凡事只得由自己做起,而後影響他人,在世衰道微之時,更應如此。但話說回頭,假使杜達美如格傑耶夫般,未曾表現與祖國政府睽異的立場,其巡演便不會取消,而本港樂迷便得以欣賞他依次演出貝多芬《第一交響曲》以至《第九》的「歡樂頌」,不亦樂乎?然而,倘若港人能夠因音樂休止而聽見委國乃至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呼聲,且看見當中的「真」與「善」而有所感悟,這也未嘗不是「美」事。

 

作者簡介:從事文化、藝術寫作及翻譯,專攻音樂評論。

 

照片為網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