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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視野藝術節2006」評論文章
Photos:
Bruce Feeley
兩個春天和一隻蝴蝶
文：陳錦樂
假使時光能夠倒流，其中一件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到1913年5月29日巴黎的「案發現場」，親眼看看《春之祭》的首演。這場終以觀眾騷動收場的「舞蹈」演出，有關它的文字資料可真多了，但到頭來其實誰也沒看過，有份恭臨盛會的人肯定也早已不在人世了。
早前去看極富時譽的華人編舞家沈偉編導的新版《春之祭》演出，舞蹈叫人回味之餘還是要一再歎服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為後世留下的這個超級精密同時卻又無比「開放」的音樂文本。
大概每一個跳舞編舞的人也會從這首樂曲裏得到取之不竭沒完沒了徹底不同的想像與啟發。十多年來也有幸現場看過不同編舞家的版本，有黎海寧的、伍宇烈的，當然更少不得從錄像再翻看Pina Baush的經典版本。每一位也真箇是達到「各取所需」，迷人地不按牌理的以不同思路去處理面對這齣惡名昭彰又引人入勝的二十世紀藝術坐標。素以野性、狂熱見稱的這首音樂，一個世紀以來也多少令人想到已經「玩壞」了、摧殘了幾多舞者的身體。
沈偉的版本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並不走這個路線風格去「配合」這個乖張的音樂。如果你塞著自己的耳朵去看這個演出，你甚至可能不會聯想到它就是《春之祭》。舞蹈開始了一段時間聲音才悄悄進場，音樂結束了靜默裏舞蹈還要繼續一點點才收場。人家一段一段大幕大幕的跳，他就故意一氣呵成流暢地從頭淌流到尾。他也強調舞者身體的圓融，輕柔地把每片能量慢慢由一個傳到另一個、一組交到另一組。他留神著眼的正是這個文本裏大上大落、驚天動地以外，詩意細緻、平靜婉約那一面。
沈偉演出時用的是《春之祭》的雙鋼琴版本，由著名鋼琴家Fazil say在錄音室裏用Overdubbing方法一人分飾兩角。有趣的是沈偉剛走，指揮家迪華特（Edo de Waart）便領導香港管弦樂團在音樂會上演奏《春之祭》的管弦樂版。迪華特本人正是好些年前Pina Baush在荷蘭重演《春》時一起演出那位指揮，多少令人遐想兩個團為甚麼沒有安排一起演出？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管弦樂團很有可能是「歷史性」地首次演出這個以超難度見稱的作品。事實上當晚音樂會還包括John Adams和陳其鋼的作品，全都是二十世紀音樂，這麼「大膽」勇敢的安排，即使在其他音樂大都會如倫敦、紐約都不是尋常見到，慶幸的是那晚票房也不壞。
迪華特的《春之祭》演繹是傾向「斯文」的，如果你一直留意他的音樂會和唱片，他從來都不是一個「猛火」、為音樂「加兩錢肉緊」的指揮。他小心翼翼也從容地帶領樂團走過每一個困難的樂段，複雜的節奏處理得穩當之外，這首也有很多獨奏樂段（尤其是木管）的樂曲，樂團也有豐富的音色變化。當晚他們的平均表現，甚至比起幾年前我在芝加哥現場聽芝加哥交響樂團還要好些，芝加哥這支班霸當晚很是「倒瀉籮蟹」。
也許更值得講的是陳其鋼的作品《蝶戀花》，這個作品頗能令人聯想和思考一下所謂當代中國音樂的一些狀況，和其實很怕一些藝術工作者為了作品的「銷場」而強行在作品裏加添一些所謂「民族元素」。我當然理解明白一個文化的特定境況與傳統是怎樣影響塑造一個藝術家的成長與風格。但是把這些因素勉強對號入座而成為欣賞時唯一的方法與乎旨趣，就很令人反感。我不是要貶低陳其鋼及他的作品，相反我要指出的正是即使我們「拆走」了他作品裏的中國元素——戲曲、中國樂器等……《蝶戀花》仍然是首極卓越的作品。正如我們可以完全不理會史特拉汶斯基《春之祭》裏的哪些甚麼俄羅斯元素，我們仍然發覺這些作品都因為作者對音樂語言本身的洗練掌握而最終達至極有力的音樂表達。
我無意去引伸一種「現代主義」式的甚麼「音樂是音樂」、「舞蹈是舞蹈」之類的看法，而是當媒體和藝術「供應商」不停地強行「硬銷」一種頗為自欺（其實源自自悲）的「民族主義」的時候，我們更應該留意像陳其鋼、史特拉汶斯基等有多重文化背景的藝術家作品裏其他豐富的元素和脈絡。比方說陳其鋼的作品更令人著意的是當中的「法國元素」。
同樣地完全對民族舞蹈沒有興趣和認識的我看沈偉編的《春之祭》（及《天梯》）也不是要去嘗試辨認當中有沒有中國戲曲、舞蹈元素，和完全沒有「啊，我看到了！」的那種辨認的快感。和更相信的是他不是要處理這些「中國」問題。這些出色的藝術家都在他們成長的不同語境裏吸收了豐富的養份然後成熟地轉化融鑄成自己有力的藝術語言。
晚上的幾陣涼風告訴我們炎夏好不容易才來到初秋。難得的是短時間內便看到兩個引人入勝的《春之祭》，還有遨翔其中的一隻蝴蝶。
（首刊於 21/11/2006《成報》副刊．新視野藝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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