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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視野藝術節2006」導賞文章
Photography by Woolingling
需要曝光的黑箱
文：黎鍵
何應豐喜歡黑，戲的「程式」總有個箱，箱中有太多的記憶（或意結，或所有的人和事），白色光束下，一切曝光，就成了一齣戲，「瘋祭」出一個劇場。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和他談及屈原「九章」的《抽思》，四年前，他出版的一本劇作紀錄也就叫了《抽思》。一本屈原的通俗讀物釋義：「抽」：抒寫之意；「抽思」，讓思想抒發出來。這是《離騷》式的一闋長歌，帶着幽怨、孤憤。
對於何應豐戲劇，內地一位著名的劇評家曾說何的一個劇是政治劇，當時我說，還是以「家國」懸念作標籤較佳。環顧社會之「大」，其實都是大阿哥或阿爺管治的五指山，「你造反得去邊」？何應豐曾演過《大路西遊》，嘲弄過「西遊」；又在劇場上連番聲討二十三條，這就是政治。但何應豐一個以「母親」為題的系列作品，其中一個恰巧就被認為是上述的「政治」劇，可知：「家」也可以是「政治」。無他，這與「眾人之事」有關。這個世界很大，但仍是個黑箱，裏面你碰我撞，便成了「政治」。且看，屈原是個文學家還是政治家？他寧願是文學家而非政治家？又或者，他可以是文學家，又是政治家？
其實，都是二元的，例如上述的文學（唯美）與政治，又劇場上的美學與哲學、主觀與客觀、個人與社會、有限與無限等，何嘗不是二元？何應豐曾擬過一個文題〈慣性的打破：自我解讀「社會開放（封閉）劇場」〉（IATC《藝評》二零零五年四月）。這裏：慣性與「打破」（曝光），社會或劇場的開放與封閉，也就是並存的二元，估計，這會是何的戲劇觀。「二元」，是康德與黑格爾的立足點。
何應豐這回的「曝光」，以「家書」的摯情說故事，是好一番苦口婆心的「立言」。這個劇所牽涉的，是「人」和要去「教養」人的這個世界，我們的社會曾不斷要求「教改」，戰後的「教改」經歷了五十年，又是九年免費教育，又是「優質」教育。於是我們就有了六七十年代的學校「生產線」，流水作業，「教育工業」； 千禧來臨，「藥」仍不改，「湯」卻愈來愈稠，也愈趨複雜，於是，我們便見到了如在劇中出現的那無限的「本子」與方案：系統方案、管理方案、危機方案，等等，等等，「文山會海」，還有「滙審室」與「監察室」。「教養人」的世界，原是個大「黑箱」。
所以，《曝光》懸念的仍是個關乎「人」的故事。不過，都認不出「我是誰」了。「人」，遭到了慘烈的扭曲；「人」，是一個個的受害者，其中有你和我。這個黑箱需要「曝光」。
「唯美」與「歷史使命」，原也是二元的。「美」，不光是感官與感覺，還有理性與思辨，而這亦是康德。「瘋祭」是百分之百的「唯美」者，無以形容，只感到是一個香港城市的「卡夫卡」。同樣的結果：當除去了誇張、荒誕的外衣之後，裸露的便是客觀與真實：「外表」，是一個「完全劇場」（total theatre）的完全唯美，包括一切舞台上的荒誕的符號陳示；內裏，則是演員自我的一個個故事與內心獨白；「台前幕後」，一切的參與者都即時「說書」， 包括音樂、燈光與音響。於是，「我是誰」，當下立即得到了呈示，而「我」，也獲得了思辨、反思與思考，這裏，原也就是二元。
劇場，也該是「二元」的，如何所說，劇場也可以同是封閉與開放。何應豐其實從來樂此不疲。「封閉」與「開放」，當中大有空白與空間，如導演、「反導演」、演員對觀眾、「說書」對觀照、表現對自省、客觀真實對虛擬等，引伸下去，則「有」可以是「無」，而「無」中也可以生「有」，後者其實一直是東方的劇場美：一個原始、局限而赤裸的舞台，卻帶出了無垠的人生與宇宙，「天」、「人」相互觀照，舞台上永遠沒有「第四堵牆」。
所以，「曝光」劇場乃有觀眾席上的一個「觀照者」，他是演員，但扮演的卻是席上一應的觀眾。「觀照者」應該是一個謙卑而「純真」的「我」的載體，他像是 一面鏡，影象可以和舞台上的表演者共舞。「觀照者」自然也應該是個「裸者」，因為他或她，從「裏」到「外」，都該是個「赤子」。不過，他或她，同樣也有故事，在同一個教育「大黑箱」之中，他也有自己的故事，當然又是個「人」的被扭曲的故事。
在「曝光」劇場上，導演要說的其實是台上一眾「演員」自己想去說的自己的故事。「導演」，這裏只不過是一眾「故事」的「編緝者」。當然，導演也有自己的 故事。但無論如何，導演與「反導演」或「被導演」，中間再無一道防線。而在劇場的「二元」中，演員也可以而且還應該是自己的導演者，從意念到故事，如何所常言的，演員是個「說書人」。於是，再無「導演」與演員之間、說書者與「觀（眾）照者」之間、表現與自省之間或真實與虛擬之間等的界線，其中的差異實際上已不存在，於是，劇場界限中的「封閉」與「開放」，其分別亦同告泯滅，形成了如本次「曝光」劇場的此種形式。
回過頭去看「唯美」與歷史的使命或社會使命，傳統的智慧是兩者不應兼得。所以，才會有屈原是文學家或政治家的話題。不過，對於屈原，還是以家國之念作標籤較佳。《曝光》，也只是社會劇場而已，「唯美」的誇張與荒誕加劇了她的抗爭性、暴露性還有顛覆性，在這點上，也確實帶上了政治。然而，背後的苦口婆心，為香港立言，為「人」立言，這仍是何應豐一貫的劇場觀。到頭來，「政治」仍都是眾人之事。
何應豐的「黑箱」，滿載的都是「眾人之事」，沉重，非常沉重，何應豐背負着的這隻箱，有時是個盒，有時是隻皮箱，有時是個埕，今次則是一隻碟子。然而，沉重都是一樣的，同樣都需要「曝光」，就只為了一線「抽思」的懸念而已。
（1/11/2006 《信報財經新聞》文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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