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2至17日期間，香港藝術發展局帶領香港代表團參加蒙特里爾「CINARS國際演出交易會」。除了行政總裁周蕙心以及局方職員之外，代表團包括十二位本港表演藝術從業員，而我是其中四名製作人之一。
十二位本港表演藝術從業員（照片由作者提供）
藝術市場對藝術本身的價值是甚麼，我一直感覺不好說，除了因為對它認識不足之外，一般都是行政人員在強調藝術市場之好，卻不太經常聽到藝術家們的看法；參與市場的「有效行為模式」也多數由行政方設定。既然今次代表團的主要工作是「認識」——在展覽攤位以及簡報會讓海外同業認識香港表演藝術界，以及透過參加其他活動認識香港製作到美洲巡演的可能性——正好讓我探索一下，是怎樣的遇上，讓人們在藝術市場成為合約上的甲方和乙方。（婚姻合約不在此列——一笑）。
周蕙心介紹香港表演藝術狀況（照片由作者提供）
CINARS始於1984年，每兩年舉行一次；按官方英文及法文介紹，CINARS是「performing arts conference/rencontres internationales des arts de la scène 」（表演藝術會議），中文名稱卻是「CINARS國際演出交易會」。面對不同語言使用者，CINARS的定位差距值得斟酌。雖然有CINARS老手在傾談中表示，「以前在CINARS的交流氣氛比較濃，大家更樂意花時間互相了解，現在注意力都投到買賣之上了」，但是主辦單位仍然著重議題的討論，在展覽攤位「營業」前，安排了兩天的講座、討論會以及一整下午的小組討論。
言說式參與
主持人宣佈講座開始（照片由作者提供）
講座和討論環繞「Sens & Mutations」主題開展。法文的sens可解「意思」、「線」、「方向」等等，「mutations」與英文相同，突變也。第一場講座的首位講者是加拿大的Sanjay Khanna。這位未來學家（futurist）的講題是「Arts and Climate Futures」（藝術與氣候前景）。Khanna的講話內容，是一次挪動邊界的邀請。他把藝術與人類存亡拉上關係的野心，在成效為本的香港，可能會引來「漫不著邊際」的批評，而批評正好讓我們自問，對藝術的思考是否太過循規蹈矩。雖然我也不否認，在藝術市場的語景中，這講題有自抬藝術身價的嫌疑。
大會安排悉尼歌劇院當代表演主管Olivia Ansell以及厄瓜多爾Sanchez Aguilar Theater行政總監Maria Cecilia Sanchez先後發言，並置的講話彷彿向參加者指示觀眾想像的兩極。前者躊躇滿志暢談歌劇院為了迎接未來，設計虛擬座位吸納網上觀眾，劇場表演本質性的實體共處從此不再是必然；後者帶點靦腆地介紹仍然在起步階段、經過七年社區教育才決定成立的劇場，與其說她相信表演，不如說相信面對面連結的力量。世界很大，表演藝術的世界也比藝術市場代表的要廣闊得多。文化產業以經濟效益思考原住民文化，原住民除了喊被再現的冤之外，可否反過來化需求為權力，為自己的文化完整性盡一點責任？這便是同場的Emilie Monnet以原住民藝術家角度提出的問題。
討論會主題是「文化空間如何蛻變成真正的市民空間？」（How cultural space could become real citizen spaces?），由加拿大文化局行政總裁Simon Brault主持。「藝術空間」在當地舞蹈主辦單位Danse Danse藝術總監Caroline Ohrt眼中，是演出過程本身；藝術家Skawennati則認為是她主理的原住民舞蹈網站。在土地權力主宰城市命脈的香港，我們對藝術空間的想像有沒有擴闊的餘地？比利時Beursschouwburg藝術總監Tom Bonte分享如何幽默地利用場地的「缺憾」把藝術與市民連繫起來：Beursschouwburg這個名字，即使是比利時人也難以準確拼出，工作人員收到的來信中，十居其九錯拼。Bonte索性以此為空間建立形象，把各式各樣的錯拼組成外牆裝飾。
Beursschouwburg藝術空間外牆以各種名字錯拼為裝飾（照片由作者提供）
若問講者分享是否曲線助長其團體／作品的「可買性」，我認同是有的。然而以知識形式參與藝術市場，需要的創造力和自信心不會比做演出的少；而且需要在沒有作品「品味」的掩護之下，以論述直接面對國際競爭對手。觀乎CINARS講座的主講者，尤其從事創作的，致力透過論述建立藝術與國家以至全球的關連性（ relevancy），把「買／賣」的計算單位由作品變成議題。也許這才是海外演出對藝術家的意義。香港表演藝術界，我們準備好了嗎？
要理直氣壯地做買賣
在CINARS期間的演出有兩種：官方的以及「掛單」的（Off-CINARS）節目。後者可利用主辦單位的宣傳渠道，吸引參展商及與會者觀賞，然而需負擔製作費全數。Off-CINARS節目演出的場地部分比較遠，規模不大，在寒冷天氣中連電話的GPS也罷工的情況下找地點的確不太好受，但作品的誠意、深度和呈現功力不時帶來驚喜，更可藉以認識一下蒙特里爾的表演場地。
往演出場地途中（照片由作者提供）
其中兩個演出尤其令我難忘：一個是享負盛名的舞蹈家Marie Chouinard作品選輯。演出由十多個舊作選段組成，呈現手法各異，幽默、尖刻、冷艷、激情紛陳，貫徹始終的是Chouinard對「關係」的觀點、上乘的視覺品味以及動作詞彙的統一性。Chouinard除了創作舞蹈，也設計服裝和視覺效果，不為自己的媒介邊際設限，也不容許形式大於概念。
Marie Chouinard舞蹈中心內的演出場地（照片由作者提供）
同樣來自加拿大的「Porte Parole」，上演紀錄劇場《The Assembly》，探討在觀點兩極化的今天溝通之困難。在研究過程中，創作團隊每次邀請四位不同背景和意識形態取向的市民，坐在長桌的兩端，在沒有主持人介入的情況下，辯論議題，挑戰他人觀點。議題隨演出城市而改變，蒙特里爾版本的包括伊斯蘭恐懼（Islamophobia）、住屋問題、女性主義。創作團隊因應演出長度限制，裁剪討論內容，然後在劇場中由演員傳達。舞台上是同樣的長桌和座位安排；演出完成後，演員離開舞台，觀眾可走到台上，坐在椅子上發表意見，沒有時間限制，直到再沒有觀眾上台，演員才謝幕。在我看的一場，沒有不發言的觀眾在謝幕前離場。為了保留初級素材特質，在雙語並行的蒙特里爾，演出分英文版和法文版，演員組合和討論內容相應有別。由於我看的是法文版，未能完全追蹤觀眾發言與演出如何對話，但假如劇場的重要性是作為一個甚麼都可以討論的空間，那麼《The Assembly》告訴我們，創作人在闡述個人觀點之外，也有責任建立一個鼓勵討論的場域。
《The Assembly》（圖片來源：Porte Parole網站）
CINARS的官方節目，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這些音樂、戲劇、舞蹈、當代馬戲演出，之所以成為官方節目，部分是主辦單位的藝術選擇，部分因為「官方」身份可以被購買。花了錢，回報是必須的，在藝術市場的回報就是獲得最多的海外演出邀請。講到這份上，可以談新自由主義了。創意產業要維持在城市產業鍊的高端，需要向不同地區橫向擴張，開拓更闊的版權收入來源；吸引中產觀眾，借助「藝術」的光環，推銷高票價、演出前後的餐飲開支以及周邊文化消費；能擔當如此經濟角色，才可持續佔據產業鍊高端。正所謂「popular aesthetics vs unpopular art」，需要大量而當中不乏中產階層的觀眾群的話，表演藝術可以炫技，可以堆砌先進科技，可以品味全球化；最好不要思考形而上、不要詰問，更加不可以顛覆；但也不可以太簡單，否則無法滿足社會上層獨佔藝術的慾望。
從官方節目看不到藝術希望變得比生命更大的慾望。行政和藝術曾經有過怎樣的協商？是否行政人員不會在意藝術如何在演出中成長？或者藝術家就不可以為產業鍊和經濟價值而創作？當然不是。反而對行政和創作的必然假設才正正是我想提出的問題。藝術市場就是這麼回事的話，我們是否搞清楚了自己為甚麼要參與？是文化產業思維也好，是藝術本質主義也好，都比人云亦云強。
總拖我們後腿的物理空間
在參觀Agora舞蹈中心時，得悉經過十多年努力之後，蒙特里爾市中心的表演藝術區（quartier des spectacles）正在成形。其核心組成除了Agora之外，還有當代藝術館、電影學院、爵士樂學院、數個表演場地。蒙特里爾政府規定，這些新建或重建的文化空間預算之中，必須撥備1%購買藝術品；在接受私人捐款時，法例禁止任何空間或設施以個人命名。Marie Chouinard舞團、當代馬戲團7 doigts等，都擁有專屬空間，排練、演出、行政各安其位。相比康文署主理的劇院，我到訪過的演出空間可謂氣質各異；更有演出在表演者家中進行。政府統計處在2018年6月發表的報告中，對歸類為「文化及創意產業」的「表演藝術」的就業人數、出入口總值等，都有詳細數據報告，卻沒有統計表演藝術賴以生存的排練及演出空間總面積。香港追隨上世紀九十年代英語語區推出的創意工業概念，強調文化在經濟發展的應用，但是一直沒有解決藝術「生產」場地的問題。在CINARS確實也有接觸到一些參加者，希望在現成作品買賣以外更深入地合作，可是我在連排練空間也不肯定能提供的情況下，似乎沒有可用的談判籌碼。
說實在，藝發局今次的策劃很到位。局方定位清晰，在提供豐富支援之餘，亦保證有空間讓十二位從業員以各自擅長的方式參與。在「認識」為前提之下，我有沒有發現是怎樣的遇上，讓人們透過藝術市場成為合約上的甲方和乙方？作為獨立製作人，似乎逃不過做推銷員的份兒。要促成海外演出，無法避開資本，同樣避不開的是資本主義以及資本擁有者的思維。按製作費需要落實巡演之後才接受申請的現實來說，獨立製作人在洽談期間並未擁有資本，只能賣，無法買；巡演代理人甚至依賴演出邀約維生。關係不對等，人脈的意義便不止是友誼。CINARS有攤位，有酒會，更有夜夜笙歌的karaoke。推銷員，勤有功，多跑藝術市場，重複遇上的面孔為酒會增添氣氛。或然率應允的是，基數夠大的話，回報總會有。大家都追隨的玩法，因為漸漸為人熟悉而彷彿變得合理。
但是，只有一種玩法，大概不會很好玩。
傳統上公營機構的角色是為藝術與市場之間劃開距離，讓藝術不受消費影響，使其市場需求耗盡之後仍有存在價值。假使公營機構直接參與藝術市場，它應該在一份怎樣的合約上選擇成為甲方還是乙方？
作者簡介：獨立文化工作者，主要從事編輯、藝術評論、舞台監製。「香港文化監察」核心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