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號 跟著藝評人找好吃的和好看的    文章類別
【演藝人誌】
專訪羅馬尼亞國際評論人柯迪維.薩尤
文:潘詩韻

 

今年二月,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邀請了協會的副秘書長柯廸維.薩尤(Octavian Saiu)來港,主持深度研究貝克特及尤奧斯高的工作坊,並進行了兩場有關東歐劇場的公開講座,擴闊本地劇場工作者的視野。

 

以「年輕有為」來形容原籍羅馬尼亞的薩尤絕不為過。2004年,年僅二十六歲的他已被當時錫比烏國際戲劇節(Sibiu International Theatre Festival)的藝術總監委任為學術研討會主席,至今超過十年。他擁有雙博士學位,在一年當中,有一半時間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教學,其餘時間便在紐西蘭及日本教學;除策劃錫比烏國際戲劇節的學術研討會,2014年開始又擔任莎士比亞國際研討會主席,也是「尤奧斯高-貝克特」研究中心主任,是個典型的國際戲劇學者。

 

他思考敏捷,反應迅速,充滿能量與活力。他嗜甜,愛辣,當眾人都在點午餐的時候,他卻點了冰淇淋及芝士蛋糕。一如他對戲劇評論的態度,不按常規,充滿想像、動力與可能性。他認為評論人在社會中的角色應該更加寬廣。

 

他肯定學術研究背景對深度評論的助益,而評論的行為(act of criticism)在當代劇場的定義已超越演出評論及分析,更可以是大學講座及研討,因為當中包含學生出席及討論論文等,這些經驗跟撰寫評論無異,只要過程中針對討論有關劇場的題旨。「評論的重新定義也意味著在新的發表形式當中,秉承批判精神及判斷。」現今媒體的平台及形式一直在變,他認為評論也要包含這些新形式,並在當中繼續發揮批判思考。

 

「我們對劇評的理解及焦點應該轉變,因為實際上發表的空間愈來愈窄,而在廣義的學術層面上,要豐富劇場的討論及議題,必須透過增加新的發表形式,例如部落格、網上討論區、會議、座談、與藝術家會面等,這些不同的經驗其實都彰顯了評論,我認為這些都應該包含在當代戲劇評論的定義之中。」他自己便透過主持錫比烏國際戲劇節的研討會、與導演們深入切實地討論他們的作品,進行更廣義的評論。他認為這些工作能引起大眾對劇場這種藝術形式的興趣,同時促進劇場討論,即評論的核心,更在不同範疇的觀眾、藝術家與劇場作品之間建立關係。所以他深信,藝術節期間在現場觀眾面前舉辦一次成功的研討會,跟撰寫一篇評論文章,在戲劇評論的工作以及對一個作品而言,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及價值。

 

薩尤經常遊走世界各地工作,他坦言這些國際經驗影響著他對戲劇評論的觀點。「戲劇評論一般都是很本地的經驗。我們傾向想像自己是全球知識分子,因為我們經常出席各地的藝術節,但事實上,我們仍無可避免地緊扣自己所屬地區的戲劇社群。」早於十年前,薩尤已很少撰寫劇評,除因工作繁忙之外,他自感並不跟某一社群有特別的聯繫,即使是他的家鄉羅馬尼亞,他自覺較難掌握一套合適的評論方向,不過他認為劇評也可承載超越本地的國際意義。

 

薩尤成長於羅馬尼亞變革的年代。他回憶說在共產政權下,現場演出成為了羅馬尼亞人逃避的地方,受壓迫或生活艱難的人都會到劇場去,體驗一種自由,一種逃避,一種集體同在的感覺,因為在現實社會中沒可能體驗得到。雖然現今的劇場已失去這個作用,因為已沒有這個需要,但劇場對羅馬尼亞人來說,仍然存有這種深層的意義,劇場不單是娛樂,是一種社會美學及人性的體驗,這些都歸因於艱苦的歲月,類似的情況很少在其他國家發生。

 

當然,在那個時代,創作審查非常嚴重,部分甚至演變成悲劇,也有被禁的劇目。但跟許多極權統治的社會一樣,劇場創作人都會爭取他們回應隱喻社會現況的空間,也因此羅馬尼亞以至東歐劇場的詞彙,在東歐劇變之前,包含了大量政治隱喻,語帶相關,那怕是一句台詞的停頓,演員的一個動作,都蘊含政治訊息,亦是創作人面對審查而不直接對抗的方法。

 

薩尤指1989年東歐劇變後,人們發現了新的自由,對所有不同形式的劇場都有強烈興趣,但也同樣對劇場失去興趣,因為街頭及新媒體的景象更加吸引。而戲劇評論也提供了跟政治不一樣的價值判斷,一種充滿理據的聲音。

 

他指東歐劇場的其中一個歴史特點,是由國家政府資助,相對於西方商業劇場而言,他們不受票房壓力影響,於是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藝術創作自由,也讓劇場創作人有一定的信心從事藝術探索及實驗,也有更多空間蘊釀、掙扎,發掘新的可能性。所以東歐劇場在某程度上仍沿用舊制度運作,同時擁抱新事物新劇場形式的刺激,這個矛盾也解釋了東歐劇場(包括羅馬尼亞劇場)的多元化及藝術質素,全球也鮮有像東歐地區這樣持久重要的劇場運動。

 

「東歐劇場一直保留著一種美學,是支持與對抗現實主義之間的矛盾,幾乎所有在東歐劇場發生的現象,都可以用這兩項概括,但卻很難指出一種屬於東歐劇場的趨勢,因為每一位東歐導演都代表著一種趨勢、一種思想及劇場創作的方法,任何概括的言論或歸納都顯得過份簡單或單一化。」他認為孕育東歐劇場的不同學派,已成為個人美學探索的起點,因此才有那麼多不同種類的劇場出現,是多元化的劇場美學。

 

作為評論人,薩尤認為自己在擔當觀察者的角色。他相信適當的抽離可達至更佳的觀察——不停留在某一地方,不跟某一位藝術家經常來往,不跟隨某一種劇場潮流。「若一個人在一個劇場環境裡投入參與,很難作出客觀判斷…… 我愈來愈覺得評論人應該將藝術家及作品置於一種觀察的視點(perspective),即使我們跟某一位藝術家很相熟,或對某些作品很熟悉,但要真正了解一個作品的價值,在了解它在特定語境下產生的原因之餘,也必須將其置於國際的脈絡去判斷。」

 

觀察而不深入聯繫,讓他持續與劇場發生具創造力及意義的關係,唯有退一步,才能真正認識劇場,並將之置於國際語境下作出評論。他受香港IATC委約撰寫的劇評Teatr Zar s Armine, Sister: Watching as Witnessing and Criticism as Testimony便作出了美好的示範。

 

他在該篇評論提出,在任何定義上而言,劇場是經驗他者(an experience of otherness)。「劇場是一種娛樂,也是一種美學經驗,還可包含其他許多意義。有很多藝術家嘗試重新定義劇場,給劇場對人類的意義賦與新的詮釋,Teatr ZAR的演出建基於『見證』這命題,在他們的理解中,劇場並不單只是觀看,劇場是見證,見證的意思是能夠將經驗綜合到生命當中,明白他者的存在是一種現實,也是我們自身所要承擔的責任。劇場不一定意味著責任,它是一個經驗,將不同的人置於一個有限的時間及空間,這個經驗並不影響我們集體的日常生活;而Teatr ZAR則嘗試將劇場經驗重新建構,因為有了這個新的他者的領悟,『見證』便成為一種能改變我們跟自我的關係的經驗。見證的意思是,當你進入劇場觀看演出,你便接受劇場是一種接觸及聯繫他者的途徑,是了解及綜合歴史的途徑,也是綜合他者那些外在生活與你的關係的途徑。」

 

他在這篇評論中便以演出的受害者(victim)為例,指出在劇場裡處理受害者能夠將「見證」這個命題活生生地呈現在觀眾面前,喚起他們的敏感、責任、理性、憐憫、參與、投入。他相信劇場之所以能夠做到,是因為演者與觀者的共存,這也是格洛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 經常強調觀眾跟演員的存在同樣重要。他認為Grotowski的訓練並不單只是演員的極度自我消耗,而是希望在觀眾之中產生對等的存在(presence),這個存在是另一種『見證』意義的深入思考。「我真的相信劇場是最後一個機會,在這個殘酷的世界上,聯繫我們,重拾人與人之間的聯繫。」

 

至於經常遊走國際的他,如何看待自己在地球村的角色?薩尤略帶腼腆說,完全國際跟完全本土同樣危險,他的身份認同除了國際評論人之外,也必須包含一種地方感(a sense of place),因為沒有人可以抽空其國家背景。「我希望被視為一位國際評論人,同時也隨時準備在廣泛的層面上服務羅馬尼亞的劇場運動。」

 

薩尤掌握了新時代的平台與工具,吸收了跨地域經驗,這場運動相信會更加多元精彩,引發更寬廣的聯繫。

 

 

作者介紹Hong Kong Dramatists藝術總監,文字及劇場實踐者,專注劇本精煉、以及本於文字的跨領域及跨文化創作。現於倫敦Royal Central School of Speech and Drama修讀編劇藝術碩士課程。

 

攝影:Thomas 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