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音樂，對香港的音樂文化以至整個香港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與此同時，若以香港為視點審視中國音樂，廣東音樂正是香港與大中華文化的重要連結（香港人口中的「中樂」曾是廣東音樂的代名詞）。我們若要發掘本土音樂文化，廣東音樂正是我們的重要鑰匙。
兼收並蓄有容乃大
廣東音樂，顧名思義就是流傳於廣東一帶的器樂合奏流派。廣東音樂雛型成於清末，據研究當時已有一些器樂曲出現，或為當地民間小調，或為戲曲中的過場音樂，也有從外省傳入的曲目。可以說，廣東音樂是一種一邊在本土蘊釀，一邊吸納其它地方音樂發展而成。
到二十世紀初，廣東音樂之樂器組合漸漸定型為以二弦、提琴、三弦、月琴、簫五種樂器為主奏樂器並輔以敲擊的固定形式，稱為「五架頭」。這種組合源於粵劇的伴奏形式，由於整體聲音高亢嘹亮，俗稱為「硬弓組合」或「硬嘢」。
到了1926年，上海長大的廣東人呂文成將二胡改良成為高胡（或稱粵胡），加上揚琴及秦琴，革新了廣東音樂合奏形式，自始廣東音樂開始了這種稱為「三件頭」的表演形式。後來音樂家又在「三件頭」之上加入洞簫、椰胡等樂器，成為了與舊式「硬弓組合」相對的「軟弓組合」。其後更加入了小提琴（梵鈴）、色士風、結他、木琴等西式樂器，使廣東音樂的表演形式更見豐富——可以見到，廣東音樂家不單止對外省音樂來者不拒，連外國音樂也一樣兼收並蓄，如此海納百川，吸受各地音樂養份，教廣東音樂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能快速發展出其獨特的合奏風格。
小曲：從戲曲到流行曲
廣東音樂的一大特色，是曲目都是短小精悍，易於欣賞，這與其源流有關。從一開始，廣東音樂就跟粵劇及說唱音樂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很多早期的廣東音樂曲目，都是來自粵劇的伴奏或是過場音樂，更不用提那些樂人自娛時，從民間小調順手拈來的小調，因此廣東音樂少見長篇鉅構，而以小曲為主。
二十年代，唱片業在上海落地生根，成為重要的文化產業。唱片公司為了迎合不同消費者需要，灌錄各式歌曲及器樂曲，其中廣東音樂也藉著唱片業而全國風行。由於錄音技術所限，灌錄的樂曲不能太長，廣東音樂就非常合適。同時，錄音需要也催生了更多新曲，蔚然成風。
廣東音樂的流行，也見於茶座、舞廳與夜總會甚為流行的現場廣東音樂演奏，風頭一時無兩。到四十年代，在歐西流行音樂的影響下，更發展出類近美國爵士樂的「精神音樂」，當中呂文成（高胡）、尹自重（小提琴）、何大傻（電結他）、程岳威（爵士鼓），並稱「四大天王」。
人才輩出承傳至今
相比其它中國音樂流派，廣東音樂只有百多年的傳統，仍算年青。只是多年來人才輩出，創作大量傳世曲目，使得廣東音樂坐擁豐富曲目。由二十世紀初嚴老烈（《旱天雷》、《連環扣》）、何柳堂（《賽龍奪錦》、《餓馬搖鈴》、《雨打芭蕉》），再到後來的何大傻（《孔雀開屏》）、呂文成（《平湖秋月》、《步步高》）、邵鐵鴻（《流水行雲》、《紅豆曲》）等，都寫下了不少經典樂曲。
然而，自五十年代起，廣東音樂的創作就面對困境。香港因著大眾口味改變，廣東音樂漸漸離開主流，儘管仍有熱心愛樂者繼續演奏，卻是少見新曲。一河之隔，大陸因著政治制肘，音樂家只得努力找出路，結果即使在文革之中，仍然能創作出如《喜報迎春》或是《粵海歡歌》之類借題發揮之作，以延續廣東音樂的發展。近年，香港作曲家如陳錦標、麥偉鑄，又嘗試以從學院派出發，為廣東音樂的注入新活力，創作新曲，讓廣東音樂在香港得到轉生。
香港中樂團根植香港，一直對承傳廣東音樂不遺餘力。近幾年盧偉良、余其偉多次為樂團統籌廣東音樂專題演出，既給予觀眾認識廣東音樂，也給予樂師機會熟習「我地大家」的廣東音樂，讓廣東音樂得以薪火相傳。新樂季的音樂養心系列：「心靈旅行」音樂會，更由趙國良精心設計養心曲目名單，講解音樂、自然與人的關係，更見特色。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