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
《鄧世昌的歷史故事》: 關於「歷史—制度」的小故事
藝PO人︰藝仁  |  2014年4月16日

時間如長河流動不息,歷史仿如一面鏡子供我們回首過去,臨水躬身自照。然而,鏡像又是否再現真實? 歷史是不是一種宗教? 如果是的話,撰寫歷史的人幾乎是上帝了。

觀乎《鄧世昌的歷史故事》,巧妙地把「歷史」與「故事」置於同一個命題之內,既提示了觀者劇場厚重的歷史感,又反過來將歷史放入故事的問號之內,令「大歷史」與「小故事」互為表裡,可以大見小,亦可反過來以小見大。

清末抗日將領鄧世昌與男主角鄧寛的父親同名,鄧寬竟然於試卷中答: 「鄧世昌,中國近代海軍將領,被譽為民族英雄,有一兒子名--鄧寬。」最後,鄧寛因不滿中史老師的嘲諷,憤而出走,去到一個離島的山洞裡,開始其探求自我的旅程。


開場之時,導演鄧世昌欲以歷史名人的格言巂語營造一重權威性的歷史感,權威出於歷史名人的赫赫之名以及學校廣播所瀰漫的嚴肅氣氛。有趣的是,這些名人經已作古,學生只可以在教育制度裡與古人神交,而鄧寬反而透過出走學校所代表的教育制度而得以親近古人,在山洞裡觀看皮影戲所呈現的「歷史」: 於中日海戰之中鄧世昌如何奮戰如何身死云云都赫赫在目,以劇場中的劇場反問歷史,如鏡像的反照再反照。以此,導演很聰明地避免了直接質疑的尷尬,而且以自己「鄧世昌」之名為戲謔,將開首建構的歷史感以荒謬淡化,且鄧寬之父「鄧世昌」於全劇從未現身,不免令觀眾產生多方想像了,從而叩問「歷史—制度」的權威性。由大觀小,劇場再進一步連結到個人的命運如何接上大歷史的軌道,教育雖然立意將個人納入歷史的話語之內,所有的名言,不論來自德蘭修女也好,來自唐太宗也好,都是「他者」再轉述「他者」之言,一重一重地疏離再疏離。不禁使人質問: 教育制度所傳授的歷史是否萬世不移的真理?


誠然,劇場在有意無意之間折射了「制度」及「反制度」的對立,於舞台設計上亦可見一斑。舞台左面為學校,可視之為制度的化身,朱老師與衛老師於此對現今的教育制度多有針砭 ; 右面為自然的斜坡,反映了脫離制度的原始天性,兩名學生鄧寬與阮嘉卉於此上下求索,展開青春期對體制的反詰。兩條敘事線互為滲透,形成一重隔空對話,以阮嘉卉一角遊走於左右兩邊,提醒觀者兩者的關連,雖然兩者以互不溝通貫徹全場,仍可看出當中若即若離的戲劇張力。


與鄧寬作為對比及映照,衛老師於少時也曾不信任教育制度,最後卻要黯然屈服,甚至投身教育,教授連自己都不認同的內容,只好以「制度」中「反制度」的形式曲線地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可惜,最終都難逃被迫辭退的宿命,而且消息透過廣播機械如公文般宣布,諷刺之意不言而喻。教授歷史科可不是偶然的,相信導演有其深意。衛老師就代表了「歷史」本身,就如一面鏡子照見鄧寬與一眾學子將來的命運,以小見大,也同時看出了劇場的循環史觀: 反抗與順應之間周而復始的角力,這無疑帶有尼采的「永劫復歸」(eternal return)的思想。如果「歷史—制度」真的是這樣,人生就只剩下虛無了,如西西弗斯( Sisyphus )的故事般永遠徒勞無功地搬石頭。


如果人類真是理性的動物,歷史的發展應該是朝著進步的方向,事實又不然,所謂「以史為鑑」又應該如何理解?

觀賞場次: 2013年12月8日 8pm,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