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
現代舞在中國起步較晚，不受政治因素影響而有系統地發展，到如今才二十多年。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的現代舞通過廣東舞蹈學校及廣東實驗現代舞團而橫空出世，第一代的現代舞編舞家們在廣東接受啟蒙，其中如王玫、沈偉、馬守則、李捍忠、邢亮、桑吉加、施璿、楊雲濤、劉琦、馬波等人井噴式的表現，可讓大家驚豔了一把。當時中國保守閉塞的傳統舞蹈圈子裡，還在對現代舞爭議不斷，而實際在國際舞臺上，中國的現代舞已經嶄露頭角，甚至大出風頭了。
踏進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現代舞鋪開了發展勢態，在中國各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廣州和上海，許多小型現代舞團和獨立現代舞者應運而生。新一批的舞者大部分是從北京舞蹈學院或各地方院校的舞蹈系中接觸到現代舞後，才投身現代舞的。我雖然關注他們的創作，卻不太熟悉他們的背景；其中讓我感到比較亮麗而還在堅持創作的，有趙梁、高豔津子、胡磊、王媛媛、陶冶、史晶歆、蔣可鈺、小柯、羅月冰、何其沃、黃磊、黃純軍等人，我把這些沒有經過早期廣東實驗現代舞團啟蒙訓練，如今卻在2000年後舞臺上各領風騷的創作舞者，稱為中國的第二代現代編舞家。
在我的觀察裡，中國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現代編舞家並不止是年齡上的差別，對創作的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代編舞家們在九十年代於廣州接受現代舞的啟蒙，當時因為現代舞的團體在國內獨此一家，對嚮往自由起舞的舞者來說，產生無以名狀的凝聚力，也讓廣州成為現代舞發展的一片淨土。九十年代的中國，還是處於改革開放初期戰戰兢兢的日子，一切文藝政策以政治服務為先，舞蹈必須以表現國家欣欣向榮，樂觀向上的題材為主，現代舞中的人本主義精神和展示真實的社會狀態，自然不為權威們所喜，更常被詬病為陰暗、扭曲、病態的西方資本主義毒瘤。我不知道廣東實驗現代舞團的第一批舞者們知否當時社會上的險峻形勢，但他們只因為一個模糊的現代舞影子，便扔掉當時國家體制提供的種種生活安全保障，跑來參加這個前途未卜的廣東實驗現代舞團。我面對這群舞者，猶如看見一群單純而充滿學習熱情的孩子，他們無視外界的批評，保持一種為藝術而藝術的純粹心態，也一步一個腳印地把中國的現代舞建立起來。
踏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改革已發展到糜爛階段，整體社會風向，也從官場吹向市場，一切衡量社會行為的標準，也從「為政治服務」，轉變為「為觀眾服務」。國家在2005年正式改變政策，以前受國家文化部門徹底控制的表演藝術團體，可以自行申請獨立營業執照。也就是說，政府不再監管藝術的創作和表演，但相對來說，獨立的藝術家們也不能再倚賴政府供養，只能依靠自己的打拼，並探索跟以往不同的生存方式。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第二代現代編舞家門冒出頭來，他們有著相對自由的表達空間，但同時要面對一個嚴重的資源競爭環境。所以中國的第二代編舞家打從開始便要比第一代編舞家們聰明，要更瞭解整體社會的發展，知道如果不願意走向徹底的商業化和娛樂化，便要懂得怎樣在藝術上凸出自己，並在國內和國際的高端文化架構中，如何銷售自己。我看見今天中國第二代的現代舞，更清楚自己的藝術定位：包括「中國特色」路線、「民族風情」路線、「肢體實驗」路線、「文化融合」路線、「個性劇場」路線和「社會議題」路線等等，林林總總，也讓中國的現代舞多姿多彩起來。
我懷著欣喜的心情觀察著中國現代編舞家們的成長：第一代編舞家們在九十年代廣東實驗現代舞團的日子裡，如水般的純淨，而第二代編舞家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全國各地，如奇峰般陡然崛起，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讓我驚訝不已。不過，無論是九十年代的如水純淨，或二十一世紀初的奇峰崛起，兩代編舞家的發展軌跡，還是有著這樣或那樣的缺失，讓我感到不無遺憾。
上世紀末的廣東實驗現代舞團，雖然要面對改革初期的政治風險，可說是危機重重、步步驚心，卻終歸是由國家批准成立，獲得國家的供養。團裡藝術家們只要不牽扯政治，便基本有生活保障；而我熟悉的一群舞者們對藝術的專注，使他們無視外界的天翻地覆，更不會去追求各種新興小資階級的物質享受，成了在外人眼中「不食人間煙火」般的存在。許多觀眾曾經被這些純淨得像天使一樣的舞者所感動，可也因為天使們生活在無憂無慮的淨土中，讓他們跟真實的社會有點脫節，當時光荏苒，烏托邦再好，也要有面對現實的一天。
今天的廣東現代舞團經歷了文藝體制改革，不可以也不應該再單純倚靠政府的供養，早期的舞者們也在九十年代末各散東西，我偶爾想起過往的淨土，頗感唏噓。不過值得安慰的是，那些真正有才氣的第一代編舞家們，如今都能以奮實的個人努力，在滾滾紅塵中發展得挺好。王玫在北京建立起中國學院派的現代舞、沈偉在美國紐約擁有自己的舞團、馬守則獲得美國大學舞蹈系的教授職銜、李捍忠和馬波主持北京雷動天下、邢亮成為香港舞蹈界的大哥大、桑吉加的編舞作品受歐洲各大舞團追捧、施璇和周念念是德國莎莎瓦舒舞團的首席舞者、楊雲濤出掌香港舞蹈團、惟有劉琦還堅守在廣東現代舞團裡，引領新一批的現代舞者上路。
中國的第二代編舞家們在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紀初冒出頭來，面對的是一切向「錢」看的變態洪潮。國家文藝體制改革，根本不再考慮成立新的由政府供養的現代舞蹈團；各級政府的文化部門領導對現代舞的超前意識又戒懼審慎，更不會把他們的前途投放在真正有意義的現代文化發展之上。今天中國有上千個由國家全盤供養的歌舞團，卻除了廣東現代舞團外，沒有一個是以創演現代舞為主的。2000年廈門文化局曾隆而重之地把廈門市歌舞團改為廈門現代舞團，可在一年後新的領導班子上場後，又把舞團改為傳統式的民族歌舞團，節目比較有娛樂性，能讓群眾喜聞樂見，也保險一點云云。
第二代編舞家要生存、要發展，便要比第一代的編舞家們更努力、更堅強。他們打從開始便知道要在經濟和市場的夾縫中打拼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因此變得更世故、更懂營運之道和如何推銷宣傳自己。二十一世紀開始，我驚喜地看見許多現代舞團體和獨立舞者在重重逆境中脫穎而出，如百花齊放地各展獨特的丰姿；但也隱約地覺得不安，因為在掙扎的過程中，難免為了爭奪資源、競比聲望，以至忘記了現代舞強調個性而尊重個性的本質，產生為我獨尊的心態，常常貶抑跟自己風格不一樣的其他編舞同行。當然這種紛擾而彼此攻訐的狀態，不是中國的編舞家們獨有，美國、歐洲、澳洲的現代舞壇，更是暗流洶湧，總之越是利益所在，便免不了越功利化的表現。
我感到的遺憾便是：上世紀末的第一代編舞家過於單純而顯得無知，本世紀初的第二代編舞家必須獨立而變得功利。不過，最近我卻發現了第三種可能性，或許正式標誌著中國第三代編舞家的出現，和屬於他們更有發展潛力的特質？
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從保守閉塞轉化成極端功利化。從改革開放初期的舞蹈要遵循國家文藝政策，變化成要遵循市場觀眾的需要；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現代舞編舞家們身處不同時代，便要各自面對不同時代的大流進行抗爭，而產生不同的精神面貌。不過三十多年後，社會繼續轉型，曾經不顧一切地「向錢看」和瘋狂物價增長，到無可避免的經濟「軟著陸」，中國老百姓的神經也在熱火朝天的喧鬧中出現一點紓緩跡象，反映在生活裡，在以往純粹物慾的追求之中，也開始了一絲對精神和靈性的嚮往。
我一直覺得舞蹈是對生活環境變化感受最為敏銳的一種藝術！舞者們，尤其是現代舞的舞者們總是「春江水暖鴨先知」，一方面抗爭著潮流，也一方面指向潮流前進的方向。如今中國第三代的現代舞者們願意投身现代舞的心理，跟以往的舞者們有了微妙的變化：第一代現代舞者參加現代舞團，是因為全國別無選擇，如果希望不用歌功頌德，不用跳違心的舞蹈，便只在舞團裡有這樣的空間；第二代舞者參加現代舞團，可帶著與潮流抗爭的心態，別人說在市場裡漂著有「名」有「利」，我卻偏不隨俗流，寧肯領著微薄的工資跟整個社會對著幹！
但踏進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社會的經濟洶湧浪潮已接近尾聲，曾經浮躁的人心，自然的，也必須的，稍微安靜下來，好好思考中國和自己的前途何在。我欣喜地發現，新一代舞者投考現代舞團的理由，更多是平和而沒有過多心理掙扎。是的，我能想像，中國第三代現代舞編舞家將在專業的現代舞團裡蓬勃地出現，因為這些舞者們都閱歷了社會的繁華、經受過名利的誘惑，而千帆過盡，能夠坦然而安靜地選擇自己喜歡的工作，所以心境是愉快的。當第一代現代舞者要面對的問題是：「你們的中國特色在那裡？」，第二代現代舞者面對的問題是：「你們的舞蹈有『錢』途嗎？」，而第三代的舞者只需要憑著本心回答一個問題：「你們為甚麼喜歡現代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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