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這次製作的方向是有問題。
按照劇本所定下的框架，作品所指涉的議題有很多。強姦、受害者與親人的心理問題、復仇、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衝突、對囚犯的虐待、權力中被扭曲的人性、發展中國家在由獨裁政體過渡到民主政體所面對的「歷史」與「責任」問題，而製作團隊則選擇了「人有沒有權為自己肯定的公義而執行私刑」作為主軸。
若果劇本只是探討公義與私刑的衝突，那麼為甚麼Paulina要被輪姦呢？她被輪姦一事既然成為了整個戲劇的核心，自然應該被編導小心處理。
時至今日，強姦除了是人類的原始慾望所產生出來的「罪行」外，依然是掌權者製造恐怖的工具。任何人都可以被強姦，但女性仍然是主要的受害者，而多數施暴者都是男性。今年二月，於埃及採訪暴動的美國女記者羅根就被暴民性侵犯。這些惡行也許是基於暴徒的劣根性；但某些強暴行為，就如劇中對Paulina的一樣，是有計劃地進行的。
強暴／性侵犯所造成的心理創傷是深遠的，有時甚至是永不磨滅的。而礙於社會的道德文化的氛圍，被侵犯的人都甚少出來指證那些傷害他們的人。小林美佳，一名性侵受害者，在她的著作《為甚麼會是我》中講述她與家人、當時的男朋友和後來的丈夫之間的相處；而她被強姦一事是做成兩段關係最終破裂的主因。相對來說，Gerardo對Paulina的「不離不棄」真的殊不簡單。
Gerardo對Paulina的愛護某程度上只是道義的。當Paulina想槍殺Miranda醫生時，Gerardo對她「曉以」的「大義」在我們眼中固然稀鬆平常；但Gerardo的冷靜、他對法治的恪守，除了反映他的性格外，也許同時證明，他與Paulina一直都在逃避那段可怕經歷；而按Gerardo在「談判」中的表現，我們甚至可以說他並不相信他的妻子，他是一名談判專家而非一名丈夫，他的目的是解除脅持Miranda醫生的危機而非撫平Paulina的創傷，他把國家的重整置於妻子的復仇之先。而實際上，他所主持的委員會並非執行公義的機關，它只有調查的權力，卻不能公開以至審判那些犯罪者。他是一名談判專家，而非一名丈夫。
這就是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若果要治過往當權者的罪，必然受既得利益者的反對，這最終會阻礙改革，甚至導致內戰，所以人民為了國家的穩定，就只得忍。若果說Miranda醫生是過往的當權者，Gerardo是今天的當權者，那Paulina大概就是那些受難的人民，甚至是代表全體人民。人民，不管在甚麼時期、甚麼國家，都多多少少忍受著當權者的壓迫、剝削和凌辱，而強暴正正比喻著這種經驗；但另一邊廂，人民卻又因種種原因被迫妥協。當我們不能理解這種兩難的經驗，不明白它是怎樣深遠的影響著一個人以至一個社會，是不可能理解這個戲的精髓。
當我聽到觀眾的哄堂大笑，我想，是因為在香港的文化中，我們不管在身體的經驗上、整個社會文化／歷史經驗上抑或是精神上都無法理解這些強暴與它們的嚴重性，所以才會有這些笑聲吧。也許李國威導的正劇不太「正」也是一個使作品失焦的原因。
若果我的演繹合理，那麼這次製作很多的選擇都錯了；但這也可說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吧。
但我會想看一看，以女性主義的視點去演繹這個戲的話，會有怎樣的異同。
（原載於2011年7月《藝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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